那山,那妈,那狗

1

邻居家的雪雪在汶川地震那天生了三只棕色的小狗。

他们家的小孙女刘怡整天爱不释手,想着给小狗起什么名字好。我爸有一天点根烟踱过去说,你叫刘怡,他们就叫刘二、刘三、刘四嘛。刘怡不同意。山上有个花农来窜门子,看到生了小狗,说他家的狗被山下吃狗的人偷走了,缺个看家的。于是小狗断奶以后,他就来抱走了一只。后来马路上开小卖部的也来抱走了一只。剩下那只也不知道是刘几,个头最大,舌头上有块黑色的斑。我爸又有一天点根烟踱过去说,地震的时候生的,就叫刘震生嘛。刘怡还是反对。最后刘怡决定叫他仔仔。我爸摇摇头,从邻居家的坝子上踱回我家这边。

我尊重刘怡的选择。只是我第一次在日记里写下仔仔这两个字时,总觉得他要陪我去看流星雨。后来我决定写成崽崽,既有小孩的意思,也有“重庆崽儿”之意。

那年初,我还在温哥华一家华人开的新杂志社做助理编辑。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杂志办了两期就倒闭了。我被母公司接收,为其手下的设计公司打杂。我接订单,协助会计做报表,把印出来的客户名片用工业切刀裁成一张一张。公司生意惨淡,更多时间里,我只是早上去泡杯茶,坐在电脑前看书。大学时的豪情壮志被现实一点一点抹杀。惯性却让我看不到自己的处境。就在我把一整本《伊利亚德》翻完,正要开始看《奥德赛》时,突然意识到人生不能就这样了。哪里是我的伊萨卡?

崽崽大约一个月大,还和他的两兄弟住在一个纸箱里时,我辞掉没有前途的工作,把在温哥华生活六年攒下的全部家当装了两个大箱子,回到重庆。那时候家人已经从城里搬到了南山上。妈妈此前常在邮件里给我描述山上的神仙生活,夏天如何凉爽,空气如何好,风景如何优美。我在脑海中就勾勒出了一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图画。

然而我空降南山时,体会到的并不是一个神仙的心情。

家里没有抽水马桶。每次上完厕所要用大勺子舀缸里的井水,一勺一勺的冲。每天早上五点多,家里的公鸡就开始叫,然后别家的公鸡也开始叫,直到整片山上都是按不掉的闹钟。公鸡叫完之后轮到母鸡。她们每下完一颗蛋,就要咕咕咕咕地叫五分半钟。我在很多个不眠又悲愤的早晨,掐着表数算过。家里有12只母鸡。她们轮流叫痛快之后,小狗就醒了。然后就是小狗乱爬时跌下一级台阶或是跌进院子里的通风口后爬不出来的哀嚎声。我就只有起床。有时候想给自己煮点东西吃,但家里只有大柴灶。我从柴屋里搬来木柴放进灶膛,学着外公的样子用松毛引火,生起过两次火,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真是文武双全。然而马上就被妈妈禁止了。她说你生一次火,要用掉我们家半个月的松毛。

我并不打算在家里长住,但前面的路完全看不到,也就没有资格挑剔什么。我整天窝在三楼的书房里,接了一些翻译工作,专心申请美国研究所。剩下的时间就看看书,写写博客。

家里当时已经有三只狗。莽妹、大宝和芭比。她们都关在楼顶。莽妹是我出国第二年就养上的巴哥。虽然妈妈不会承认,但我一直觉得她是我妈抚平空巢症的替代品。莽妹获得千般宠爱,在家的地位远超过外公、爸和其他生物。连我也要让她三分。后来妈想拓展养狗的副业,又买了大宝和芭比来生小狗。结果狗生意既费时间也不好做,大宝和芭比各生了一窝后,也从雇员变成了家里的宠物。

我偶尔会去楼顶看一下莽妹,只有她是我以前就见过的。我视她如妹,心里也感谢她代替我给妈妈带去的陪伴。楼下的动物则好像与我无关。在我心里,他们是这个山上的。而我对这个山上的一切,在当时,还是十分抵触。于是我除了在院子里吃饭以外,活动范围就基本局限在三楼书房和楼顶,难得下去看雪雪和崽崽他们一眼。

有一个周六上午,阳光正好。我泡了杯茶去院子里看书。妈妈在厨房里做事。崽崽的兄弟已经被送走,只剩下他东跑西爬。一只亮绿色的硬壳怪虫扑落在我脚边,两只细长的大钳子好像螃蟹的鳌,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品种。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眼睁睁看着崽崽摇着尾巴跑过来,把鼻子压得低低地凑上去,想交个朋友。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惨烈的叫唤声中,我看到崽崽拼命挣扎晃脑袋,已经旋转成了一团棕毛球。我赶紧冲过去稳住他,一看,大虫的一只钳子夹住了他的一边鼻孔。我本能地伸手,想把大虫拔下来。但一看它那狰狞怪异,也不知道有没有毒的样子,又觉得我和崽崽的感情其实也还没那么深,只有使出我最强大的武器,“妈妈——”。妈妈从厨房里跑出来,一把拎住崽崽的后脖子,又抓起一只人字拖,三下五除二地打掉了大虫。她用火钳夹起大虫,拿回厨房,塞进灶膛里。

崽崽一落地就直奔沙发椅下,把头傍在椅脚边,瑟瑟发抖。我蹲下去摸了摸他微微颤动的鼻子,没有伤口,湿润而温热。想到他此刻的困惑和惶恐,我心头一软。我安慰他说,人生中还会有很多这种壮志未酬,热脸贴冷屁股的时候,不要气馁。而因为我不顾自身安危,叫来妈妈救了他一命,也觉得我俩的生命从此就产生了联系。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我想到了麦田的颜色。在我自怨自艾之余,就常下楼来和崽崽玩耍。

2

“你小心跳蚤。”妈妈对我说。

“跳蚤长什么样子?”

“很小,不容易看到。但是咬了你你就知道了。”

“是这样的吗?”我撩开上衣给她看这两天腰际出现的一排奇痒难忍的神秘疙瘩。

妈惊叫一声,如临大敌,核桃也不剥了。她让我把全身衣物换下来,又去我的卧室把床单和被套收走,全部放在阳光下,像寻宝一样一寸一寸地看。她在我的衣服上找到两只跳蚤,又在我的裤缝里找到一只。她用指甲掐死跳蚤后给我看,针尖那么大的小黑点,面目可憎。

我不明白我身上为什么会有跳蚤。妈说是狗身上的。雪雪经常跑出去玩,邻居家的中华田园犬闪电也常年在外和其他的狗混,所以就算给自家狗勤洗澡,跳蚤也是绝不了。“你不要再去摸崽崽了。”妈妈说。可我没办法看着崽崽兴高采烈地摇着尾巴一阵小跑过来而不摸摸他的头,称赞他是条好狗。一只狗能向人索取的也无非这样了,有得吃,能被爱。

“你再整些跳蚤在身上我是不会管你的。”妈撂下狠话。

问题是平时我也会拥抱妈妈,用肢体语言传达我们两个铁汉都无法说出口的柔情。她总是嘴上嫌弃地说,别把你的跳蚤弄我身上,但身体却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预防或是拒绝我的拥抱。由于这样的口是心非,她也就无法不管我。因为我身上真的有跳蚤。

每天晚上,她就会和我一起,把换下来的衣服拿起来,就着灯光找跳蚤。

“你要看缝隙,跳蚤都躲在缝隙里。”

为了便于发现凶手,后来我就只穿浅色的衣服。再后来根本不需要妈妈教,我自己都能在裤缝里一眼发现装死的跳蚤,用指甲掐死,然后扔进厕所,再用勺子舀来井水冲掉。很快我就已经是找跳蚤能手,熟练到恨不能把这才艺也写上研究生申请书。

但在是否应该摸狗这件事上,我和妈妈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她顶多会用穿着拖鞋的脚揉一下崽崽的肚皮。而我会蹲下去摸他,跟他缠缠绵绵,到天涯。崽崽似乎也看得出,只有在我这里能被摸,还会被莫名其妙地称赞,也就对我分外热情。

于是,我身上的跳蚤疙瘩有增无减。回去大约两周后,我在两扇镜子前旋转着数身上的疙瘩,98个。指甲盖大小的红疙瘩遍布我的大腿、手臂和腰际。白天痒,夜里更痒。我每天数,从98变成了105,又变成了112。有一天超过了130,我转了几圈都数不清了。我惊觉自己身上可能已经流淌着跳蚤的血。我决定下山看医生。

然后我就去看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x3)性病专科。

事情是这样的。妈妈指定了城里一家医院,介绍了几位皮肤科医生。我只记得其中一位姓左,因为这个姓比较特别。有一天早上,外公正好也要下山,就陪我去就诊。挂号的时候,看墙上的医师介绍,真有一位左医生,就挂了他的号,然后上五楼皮肤科。

上得五楼,门口有导诊的护士,伸手要看我的挂号单。外公声如洪钟地问,“左医生,左医生在哪里嘛?”护士小姐一听,伸出来的手又缩了回去,单子也没接说,上六楼,然后看了我一眼。

我心想,这可真奇怪,一个科室还分两楼,多不方便。

上得六楼,楼梯口一块大牌子写着:性病专科。我心里一凉。

看走道两边候诊的人,一个个焦眉愁眼,他们见我和外公走上来,一齐抬头行注目礼。我佯装镇定,目不斜视。我像相信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一样深信这楼一定有两个科:性病专科和皮肤科。我就一直往前走,努力用肢体语言传达出“我的医生在前方”的讯息。走到诊室的尽头,又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艾滋病专科。急煞车。

我还是回性病专科好了。

原来皮肤科出生的左医生在治疗性病方面成果突出,调到六楼来兼做性病专科的副主任。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硬着头皮走进一间挂着“淋病梅毒、激光治性病”牌子的诊室,捋开袖子给左医生看我手上的疙瘩。左医生只看了半眼,笔都没停,就说是跳蚤咬的,吃点药擦一擦就好了。他说这个学名叫丘疹性荨麻疹。

左医生给我开了口服药和止痒擦剂。口服药让我整日神智不清,昏昏欲睡。而止痒擦剂让我全身刺痛。我确实感觉不到痒了,我只感觉想死。如此这般过了不知道多久,疙瘩渐渐转黑,然后不再有感觉。我还是会抚摸崽崽,但只在他刚洗完澡之后那几天摸。我每晚都会检查换下的衣服。身上偶尔还是会出现一两个疙瘩,但已经完全在可控的范围内。

我把去看了一回性病专科的事告诉妈妈。

“你这是自作孽。”妈妈一边剥核桃一边对我说。

“我这是爱的代价。”

3

冬天,崽崽个头长大了,知道了人事。

有一天我带他去散步,迎面看到八婶家的母狗来福。来福正在发情,身边几只公狗摇着尾巴围着她转。崽崽也想去趴来福,但是几只公狗对他龇牙咧嘴。崽崽贴着我的小腿踌躇不前。我走上前喝退其他公狗,示意崽崽勇敢地上前做自己。无奈崽崽腿短,也没有经验,趴了几次都不得逞。我想做进一步干预,突然意识到,自己好歹也是个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沦落至此,不禁悲从中来。就在我犹豫的时候,一只狗的天性胜出,崽崽得逞了。我原本以为一下就会结束,没想到交配之后的两只狗还会连在一起很久。我只好站一边等着,怕我不在的话,旁边的公狗会咬他。我左看右看两边的山路。要是有村民来,见我这么专心地看两只狗交配,他们会如何诠释我的行为艺术呢?我要说什么呢?还是干脆跑了算了?但是最后没有人来。崽崽结束后,我们一人一狗就双双快乐地回家了。

我向四所美国学校寄出了研究生申请书。发出快递之后,心里的重担暂时卸下。之后就是等待了。我不知道到底哪种心情更难熬:发出申请前觉得自己的努力将影响结局,还是发出申请后知道结局已经写好。

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花更多时间和崽崽去后山散步。山上的腊梅开得正盛,在枯枝上点缀着淡黄的美。站在山顶可以看到远处大兴场的农田,晴天可以看见一条小河蜿蜒其间。傍晚时,山下闪烁着星星灯火,有炊烟缓缓升起。无聊的时候我就锁定田间随便一处农房,想象里面住着什么人,他们的人生又是怎样。崽崽在我身前身后冲,一路跑一路闻。有时冲到前面去太远,又会停在山路边回头看我,直到我跟上来。他在山上的草丛和树干上留下了他的无数记号。

转眼春节到了。我家向来没有过年的氛围。在院子里吃完简单的晚饭,爸照例去村口胡阿姨家打麻将。外公回房看春晚。妈妈早早就躺下了。我在三楼看书。

山上的村民还留有过年放鞭炮的习惯。

第一阵鞭炮声从楼下传来时,我吓一跳,然后想到了崽崽。我去楼下找他。平时下去都会看到他在楼梯间等我,今天他不在。我走到院子里,左右不见他。邻居家10岁的孙子大声对我说,小心哟,要放下一批了。我看到他和他的小伙伴正把一串火炮挂在腊梅树上。

“崽崽——”我大声喊。

漆黑的厨房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乱响。崽崽和雪雪夺门而出,向我冲过来。领居家的小孩马上就要点火了。我又带着崽崽和雪雪跑回厨房,打开灯,关上门。我在柴灶前的小木凳上坐下。崽崽和雪雪围着我打转,坐立不安。

灶膛里还有些烧剩的余火。我听了听楼上没有妈妈的动静,就抓了两大把松毛塞进去,把火引燃。我把崽崽和雪雪唤到身边来坐下,我也干脆盘腿坐在地上。他俩都在发抖。灶膛里的火光在他们脸上跳跃,崽崽湿润的鼻子轻轻抽动。鞭炮声又在院子里炸裂开来。雪雪跳上墙角的柴堆,蜷成一团。崽崽趴在我盘起的双腿上,把头埋进我的手肘弯。

我们仨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鞭炮声没有减弱,灶膛里的火光逐渐黯淡。

我想到这是我离家六年后,第一次在家过春节。又想起几天前在家里发现一瓶扑满灰尘的红酒。我把余火拍灭。雪雪蜷在柴堆上没有反应。崽崽跟着我起身,瞪着两颗大眼睛看我。我带他上了三楼。进门时把他抱起来,轻手轻脚地穿过客厅,走去阳台另一头的我的卧室。

我把红酒找出来,擦干净,用瑞士刀拔出木塞。又找来一个马克杯。我回到房间,关上门,鞭炮声小了一些。我坐在书桌前,把崽崽抱在腿上,一边喝红酒,一边给朋友写信。阳台外不时升起焰火,照亮院子前的一片树林,然后四周又暗下去。崽崽趴在我怀里一动不动。

鞭炮声渐渐变得零星。我的睡意袭来。我把崽崽抱出门外,叫他下楼。回到卧室,酒劲上来,衣服也顾不上换,就直接躺下,昏睡到大年初一。

第二天醒来发现红酒只剩下一寸。我开门看到崽崽还在三楼门外。他应该整晚都没下去。见我开门,冲我摇尾巴。我摸摸他的头。这是你的第一个年。

我洗完澡,把衣服都换了。又仔细在换下的衣物里找了一遍,什么都没发现。

妈妈也醒了,看到空酒瓶,说,“你也不给我留点,让我也尝尝红酒撒。”我说还剩下一口。

她拿起酒瓶一饮而尽,然后五官都皱在了一起。

“好难喝。”

4

开春后申请结果还没下来,我的内心很是忐忑。

有一天晚饭后,妈妈刷锅,我在崽崽身上找跳蚤。她一边刷,一边佯装漫不经心地说,“对了,我看那个网上啊,又在招公务员了。”

“嗯?”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可以去试试看。”

我沉默了一阵。“你的意思是说不等学校结果了?”

“当然不是,”她刷锅刷得更用力,“我是说如果没申请到的话……”

我有满腹的话想说,但一句都到不了嘴边。

“如果能进公安局这样的好单位,”妈妈接着说,“哪怕去重庆下面的区县也不错啊。”

我心塞得连跳蚤都找不下去了。

“我一个文艺青年……”我还想说的是,以我这么低的政治觉悟和不正确的三观,可能还没进公安局,就先进公安局了。

“你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想的是,如果申请不到研究所,就去北京活或者上海,进媒体或者外企。总之是要有兴趣,也能用上我的技能的工作。如果最后去做公务员,感觉前面的路都白走了。

糟糕的是,以我现在的状况,我连反驳的底气都没有。这个对话没有了下文。我上楼坐了一会儿,闷闷不乐,然后去楼顶把莽妹揍了一顿。

5

当我终于收到哥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体会到杰克赢了船票时的狂喜。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

夏天一结束我就要去纽约了,我在山上找跳蚤的日子即将结束。我开启了夜夜笙歌的聚会模式,把中学同学一一约出来道别。又邀温哥华的朋友来中国玩,计划一场从南到北的旅行。

五月,朋友请了两周假到重庆来。按照计划,我俩先去云南,然后回重庆吃喝两天。接着一起去北京玩。她从北京飞回温哥华,我从北京直接飞去成都办理美国签证。时间安排得很紧凑。出发去云南前,我把办理签证的材料都准备好,整齐地摊放在我卧室的床上。

我俩带着被大理的阳光晒出的一身黝黑回重庆时,崽崽热情迎接。我在院子里陪他玩了一阵,想着今后能陪伴的日子也不多,有些伤感。恨不能把他也塞进行李箱带走。

然后我上三楼,进卧室,呆住。我想把崽崽大卸八块!大卸八块!

我的护照缺了一角。边缘还是湿的。

他没有咬存款证明,他没有咬照片,他没有咬任何一份轻易可以复制的材料。他决定咬护照。

我又惊又怒,冲出去想把崽崽撕碎。却先看到在客厅里悠闲磕瓜子的妈妈。我硬着头皮把缺了一角的护照拿给我妈看,然后眼见她额头上淡淡的静脉瞬间变成了墨绿色。

“不是我,是——”

妈瓜子也不磕了,一把抢过护照就冲下楼去。我三步并作两步跟在她后面。崽崽还像刚刚一样在楼梯口摇尾巴,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离一锅狗肉汤有多近。妈妈把残缺的护照拿到他面前说,“看你干的好事!”崽崽凑过来闻一闻,伸出舌头又舔了一下。妈顺手操起一根竹棍子。崽崽觉察出不对,夹着尾巴往院子里的茶几下钻去。怎么都不出来。

我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我下山去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三位女民警坐镇。左边一位正在冲一位大伯凶巴巴地说,“姓和名要分开写,分开写!”中间一位正在电脑上看她小孩在幼儿园的比赛。右边那位看上去还算和善。

“你好,我想换一个护照。”

“为啥子换?”

“糟狗咬了。”

三人一同扑哧出来,然后一起抬头看我长什么样。我在心里又揍了崽崽五拳。

换发护照的正常流程需要七天,但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以前在温哥华就办理过一次延期。当时领事馆只是在第二页加盖了一个公章,打上了一行本护照延期至某某年的字样。

民警告诉我,他们要先发邮件去温哥华查证当时的延期是否属实,然后才能办理换发。我问,不是已经盖公章了吗?民警说,正是因为盖了公章所以才要核实,我们和他们的电脑没有联网。言下之意是,我怎么知道你这个章是不是假的?

“那核实要花多长时间呢?”我耐着性子问。

“那就说不定了,”民警头也不抬。“长的话,我们也办过三个月的。”

我在心里把崽崽切成了丝。

夏天是办理美国签证的高峰期。如果要等三个月才能拿到护照,我根本无法在开学前办好签证。

后来民警又说,如果我打电话给温哥华的中国总领事馆催一催,或许不至于要三个月。但不管怎么样,我原先预定去成都的机票和签证预约都泡汤了。

我和朋友依然按计划去了北京。我在故宫里摸着大清的红墙,满脑子想着我的护照。就好像大喜过望的杰克把船票顺手塞进衣服口袋里,又把整件衣服扔进了洗衣机。

从北京回来又过了两周后,我拿到了新护照。

最后崽崽挨了我妈一顿竹棍子。我也被骂得狗血淋头。被骂的点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不放好?为什么放床上不把蚊帐拉好?为什么不把卧室的门关上?为什么要让崽崽养成上三楼的坏习惯?等等。总之就是一些事后诸葛亮的话。

等我拿到美签,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后又想,这说不定是崽崽挽留我的方式呢。

5

夏天的山上比城里好过。

城里动辄上35度。山上凉风习习,甚至可以不开空调。美中不足就是,一旦有雷阵雨,那闪电和雷鸣就好像近在咫尺。有一天傍晚开始下雨,到深夜,后山坡发生了泥石流。一股泥浆从后山涌入院子。我们一家和邻居一家都进入了战备状态,拿着铁铲和铁锹,在院子里刨出一条通路,把后山涌来的泥浆导向前院的平地里。

崽崽和雪雪在泥浆里跳来跳去,一脸迷惑。大人看我反正也没什么用,就叫我带他们上楼顶去。我依言照做。

第二天一早,院子里一片狼藉。下水道里全是碎石,荷塘里满是泥浆。外公把院子里的泥巴和碎石扫做一堆。

我到楼顶去看崽崽,一眼发现他的脖子上少了一块毛,露出一块带血的皮肤。

我赶紧把妈叫上来鉴定。她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带他去医院。医生说是皮肤病,要输液一周。

崽崽被工作人员按在一张长桌上,奋力挣扎。他回头看我。工作人员对我说,“主人在的话,他会挣扎得很厉害。”我走到他看不见的地方。四个工作人员合力把崽崽的四条腿牢牢绑在四条桌腿上。他目光呆滞地盯着窗外。

妈妈走上前去,“幺儿”“狗儿”地同他说话。崽崽的嘴巴被一块蓝色布条紧紧缠住,嘴角冒出白沫,但还是敷衍地摇了摇尾巴。我真希望他听得懂人话,能从理性上知道,我们都不会害他。

妈妈一阵安慰之后,端了一碗凉面,坐在崽崽面前吃起来。“妈,你去一边吃好吗?”妈说别处没地坐。崽崽竟然也没有看她的凉面,依然生无可恋地直视前方。只是嘴角的白沫慢慢聚成一条白沫,一截一截地掉到地上。

输完水回家后,我从海带排骨汤里捞了一块硕大的猪骨头给他。

6

崽崽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我就要去纽约了。

我把两个大行李箱塞满,跟重庆的朋友一一吃了散伙饭。离开的前一晚,我在院子里跟崽崽说了很久的话,把他的前胸后背都挠舒服了。凌晨两点才勉强躺下,睡不熟。早上五点爬起来。打开三楼的门,看到雪雪在外面摇尾巴,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我换衣服的时候,她的眼皮开始打架,竟然一头撞在门上。

我问妈妈,崽崽怎么没上来,她说不晓得。

洗漱之后我下楼。崽崽如常迎上来摇尾巴,我正奇怪他刚刚怎么没和雪雪一起上楼。崽崽看到妈妈,一溜烟跑去沙发底下躲着。我这才意识到,他是这两周里天天被妈捉去医院输液给吓怕了,见妈就躲。我还指望着你十八里相送呢,不免有些失望。跟外公道别,我背着背包和相机,妈和爸帮我推箱子。走下去回头掩上院子铁门的时候,只有雪雪在院子口看我们,崽崽还在沙发底下。唉。

摸黑推着车往前走,万籁俱静。经过豆豆家,豆豆大叫。经过八婶家,看到屋里已经有了灯光。突然听到背后一阵喘气声,转身一看,崽崽跑出来了。我一阵乱感动。我想摸他,但又不想把跳蚤带去纽约,就用脚蹭了蹭他的肚皮。

崽崽跟我们走到停车坝。上车后,妈妈叫他回家。他也就真的不再跟来。我从车窗里看到他蹲在路边,目送车开出山口。

“他知道自己回家吗?”

“知道。”

7

这一别就是四年。

我读了两年书后,硕士毕业。做了一段时间自由译者,出版了两本译书。考了医疗口译执照,最后在一家癌症中心找到全职工作。期间我从布朗克斯搬去皇后区,又搬到曼哈顿。

妈妈不时会在家书里提及崽崽。

“崽崽星期六为了来福不知和谁家的狗儿打了架,这几天一直在家里,关键是耳朵打伤了,他不准我看。我还在想怎么办才知道伤有多重。”

第二天的信:“我今天闻了一下崽崽的耳朵有点臭,看来是灌脓了,我还在想怎么才能把他弄得到医院去。一天到晚给我找些事做,我难道很闲吗?”

我走后的第一个春节,妈写道:“这几天到处都在放火炮,崽崽害怕得不得了,他一看到我回来了就跟着我上三楼,平时是不敢进房间门的,但这几天可能是害怕的原因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我说你还可以嘛,现在还要进屋了嗦。”

妈还不知道崽崽的第一个除夕夜是怎么过的。想到崽崽大摇大摆进屋的样子,我忍不住笑出来。这是我俩的心照不宣。

从家书里知道,后来邻居去马路边上开了家小卖部,卖点烟酒。他们把家也搬过去,想把崽崽和雪雪也带走。妈不同意。名义上是邻居的狗,但主要都是我家在喂,跟家人的感情也很深厚。她更担心他们的安全。“马路那边那么危险,经常都有狗儿遭撞死。我都差点撞死过狗。而且冬天很容易遭别个偷来吃。”爸爸和外公劝她,说这样影响邻里关系,狗的确是人家的狗。妈就哭了。然后她就赢了。我这辈子知道的妈哭事件,一只手能数过来,这是其中之一。邻居也过意不去,请她去吃饭。她后来去没去我不知道,但崽崽和雪雪都留下了。

我离开重庆四年后的夏天,请了两周假回国。

“你跟崽崽说一下我要回去了。”我对妈妈说。

“我说了。”

“那他怎么说?”

手机那头很久没有回应。“他说,汪!”

我想念崽崽。我想像他这四年来坐在院子门口看着山路时,在期待一个脚步声,跟其他的声音都不同。我在YouTube上看了很多人和动物久别重逢的视频:狗狗如何热情迎接从战场归来的美国大兵,被放生去大自然的狮子如何在多年后认得小时候照顾过他的饲养员,并且在Whitney Houston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的配乐中冲向饲养员,又扑又亲。我一边看一边泪奔。我想我和崽崽的久别重逢应该承受不住这么洋气的歌,但我们这半土半洋的组合,怎么也可以配一曲《流星雨》吧。

我拖着行李在山路上走着,小心躲避着伸到小路上来的树枝,远远在路的尽头看见自家的水泥房时,内心又激动又不安。我大声喊,“崽崽——”。山上响起一片狗叫声。崽崽、雪雪和邻居家的土耳其都跑了出来。雪雪绕着我闻,崽崽冲我大叫。我想他是没有看清楚。进到院子里去,我把行李放下,把手给他闻。他也不上前来,眼神凶狠,背上的毛直竖,嘴里不停地叫。我看他的左前脚是跛的,问妈妈,他怎么了?

“昨天被卡卡打了。”

我上前去想看他的伤口,他转身走去水槽下趴着,拒绝和我四目相对。我一靠近,他就龇牙。我叫他的名字,轻声和他说话,完全没有回应。

“崽崽认不到我了。”吃晚饭的时候,我顺口提到,自以为是云淡风轻话家常的口气。但妈妈可能从我反复地喃喃中听出了一个祥林嫂。她说,“他现在脚痛,没反应过来,过几天就记得了。”妈不常安慰人,这在她的尺度里,简直就是南方冬天里的一床鸭绒被。

从妈妈那里我才知道,崽崽当时的精神压力很大。

我走之后的第二年,家里来了一只金毛,叫卡卡。原本是小姨养在城里的狗,后来觉得山上更适合大狗,就把狗放到山上来养。卡卡刚来的时候,崽崽总是欺负他。妈说,公狗见了公狗就是这样。何况崽崽在那以前是家里唯一的公狗,突然觉得自己的地位遭到威胁,就处处给卡卡下马威。卡卡见了崽崽总是低眉顺眼,但还是被崽崽咬得很惨,性情温顺的他从来也不反抗。

“崽崽把卡卡的脚都咬出过血的。”妈妈说。

有一次,崽崽又咬着卡卡不放,又撕又扯,大人喊也喊不住。卡卡一边夹着尾巴哀嚎,一边条件反射地回咬了崽崽一口。那是他第一次还口。没想到崽崽惨叫一声,落荒而逃。卡卡大概在那一瞬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躯是崽崽的两倍大,嘴巴一张开能咬住崽崽半个头。

自那以后,两人的地位来了个大反转。卡卡发现自己原来打得过崽崽之后,就一天到晚寻仇。大人只有把他关到楼顶,和母狗在一起。每天放卡卡去后山溜达前,外公会先在院子里喊,“卡卡来了哟!”崽崽就会乖乖跑进厨房蹲着。外公把厨房门关上,才敢放卡卡下来。

卡卡下楼来的第一件事,总是去厨房门外闻一闻。我很难想象里面的崽崽是什么心情。

有几次放卡卡时,忘记先关崽崽。楼顶的门一开,卡卡飞奔而下,找到崽崽就往死里咬。

“我和外公还有唐姐三个人去拉,拉都拉不开。像有杀父之仇样。”妈妈说。

为了说明她所言不虚,妈妈给我讲完这件事后,冲脚边的崽崽说了一句,“卡卡来了。”崽崽闻声掉头,一瘸一拐地跑去了厨房。

昨天下午又是楼上楼下没有衔接好,卡卡冲下来把崽崽咬了。

可能是因为心里总担心着自己的小命,所以才顾不上和我的儿女情长吧。

从回家第一天开始,我一边忙着跟中学同学聚会,一边想方设法讨好崽崽。给他吃的,和他说话。都说猫奴惨,对狗竟然也能如此卑微。我只是觉得,我俩的感情,不能只有我记得。

几天过去了,很多块骨头,还有我趁妈妈和外公不注意扔到桌下的无数香肠(广味和川味的都有)之后,崽崽似乎又对我热情如初。只是我也不知道,这种热情是因为记起了四年前朝夕相伴的日子,还是被这些香肠重新培养出来的,肤浅的酒肉感情。也罢,我也不能要求你对我有狐狸那样的觉悟。你只是一只普通的狗。

我脑海中的那曲《流星雨》最终没有响起来。

“你比YouTube里那些狗差远了!”我一边扔给他一块糖醋排骨,一边忿忿地说。

“这就叫多情总被无情恼。”高中好友听完我的遭遇后如是说。

8

今年冬天,我又请假回国,在山上待了两周。这才发现我已经忘记南方的冬天有多难耐。前三天我几乎整天躺在有电热毯的床上,一半是时差,一半是不想起床面对山上的阴冷潮湿。

虽然是回到了家,却没有任何归属感。午夜梦回时,我想念的是冰天雪地却有暖气的纽约,还有自己的浴巾和茶杯。那里才是我的家,我的伊萨卡。很难想象八年前,我是怎样在山上住了一年的。那时的生活和心境,都离现在太远了。

崽崽刚见到我时,还是照例叫了叫。进了院子里来,其他狗都跟着妈去厨房了,他走到我跟前闻了闻,然后躺下把肚皮露给我。一阵暖意涌上我心头。崽崽记得我。我还是像从前一样摸他。他乖乖躺在我面前,喉咙里发出舒服的咕噜声。我摸累了停下来,他就抬头用鼻子拱我的手。

去年卡卡生病死了,崽崽的地位又得到巩固。顶楼的三只和雪雪也在我离开这几年内纷纷寿终正寝。但家里又添了三只狗:一只三条腿的五岁黑贵宾叫可可。她在车祸里断了腿,原主人不要了,妈就把她收留下来。一只半岁大的公狗叫乐乐,刚来时也被崽崽欺负,但乐乐对崽崽毕恭毕敬,既不招惹也不反抗,倒也相安无事。还有一只八个月大的白色母狗叫蝴蝶。她整天和崽崽打得火热。

“下一个就轮到崽崽了。”照顾外公的唐阿姨说了好几次。妈不喜欢她说这种话。但我看了一下这几只狗,也是句大实话。

很多个白天,我裹着厚棉袄在院子里坐着,观察崽崽。他一身棕毛变得比从前颜色更深。他整个人也稳重了许多。不再为经过院子口的路人而一惊一乍,也没了小时候的轻盈和活泼。要是还有怪虫掉到地上,他一定不会是第一个冲上去那个。

崽崽是一只八岁的老狗了。这山上留下了他的气味、足迹和后代。我也不是当年那个二十多岁,盼着一纸录取通知书来救我于水火中的人了。我们这些年平行生命中的大部分年岁里,他在山上陪伴家人,我在纽约逐梦。但我们参与过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他参与了我人生中的最低潮,我参与了他的童年。他每次见到我时记得我也好,不记得我也罢,他是我的回忆和牵挂,这是时间无法抹去的。

两周时间转眼就过去了。离开重庆那天是早上六点,天还是黑的,山上的浓雾扑在脸上。我下楼看到崽崽在窝里,撑起身子看着我,睡眼惺忪。我唤他出来,他不动。心里很希望他能送我到山口的停车坝,就像八年前我离开山上去读书时那样。我说我走了哟。他无动于衷。我说我不知道下次啥子时候回来哟。他还是不出来。我想了想最后还是没勉强他。山上很冷,他的被窝里很温暖。

我和妈妈拖着行李走在漆黑的山间小路上,一路无话。到了停车坝,我慢吞吞地把行李一个一个塞进后备箱,坐上副驾驶座,关上车门。我从车窗里往山路上看,崽崽始终没有出现。

“你动作还不搞快点嘛,飞机都开走了。”妈妈抱怨。

“唉——”

“开到机场应该只要四十分钟,你帮我看到时间。”妈妈调整一下后视镜。

“也不晓得我下次回来的时候,崽崽还——”

“哎呀,记得,记得。”

妈妈一拐方向盘,车驶下山路。

2016年读书记

从2007年开始记录每年读过的书。到今年正好第十年了。有些读了无感也无话可说的书就省了。以下按时间顺序排列。

  • Strangers on a Bridge: The Case of Colonel Abel and Francis Gary Powers, by James Donovan

去年底看了斯皮尔伯格导演、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Bridge of Spies,讲冷战时期美国抓到一个苏联间谍,律师James Donovan为他在法庭上辩护,后来苏联又抓到一个美国间谍机飞行员,律师Donovan被派去东德跟苏联秘密谈判交换人质的故事。电影很精彩。得知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我就买了这本书。作者就是当时参与全过程的律师Donovan。书是在日记基础上扩写的,巨细靡遗地描述案件的法律程序和每日进展,专业性强,故事性弱。我本外行,最终没有读完。改编后的电影跟原作的反差让我意识到,一个精彩的事件本身不足以构成一个吸引人的故事,除非这件事遇到会讲故事的人。然后我就读了下面四本讲结构和写作技巧的小书。

  • Write Great Fiction: Plot & Structure, by James Scott Bell
  • Super Structure: The Key to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Story, by James Scott Bell
  • Write Your Novel From the Middle: A New Approach for Plotters, Pantsers and Everyone in Between, by James Scott Bell
  • How to Write Dazzling Dialogue: the Fastest Way to Improve Any Manuscript, by James Scott Bell

以前没有研究过结构和技巧这些,读到这四本书时,感觉知道了一个大秘密。这些事对编剧和职业小说家来说,应该是常识了。作者James Scott Bell的写作风格是直切主题,摆明重点,一句多的话没有。可能跟他曾经是律师有关。读这些书的副作用是,再看电影时就会不自觉地分析结构,容易抽离。Bell年轻时跟卡佛学过写小说。

  • The Girl with Seven Names: A North Korean Defector’s Story, by Hyeonseo Lee

脱北者李炫秀的回忆录。李炫秀1980年生于惠山,那里跟吉林长白市只隔了一条江。冬天江上一结冰,惠山就成了走私者和脱北者的天堂。李炫秀的母亲是官二代,父亲在空军,一家人过着按朝鲜标准来说体面的生活。17岁那年,她出于好奇和调皮(书里说是“prank”),跨过了鸭绿江。原本只是成年前最后的疯狂,想看看长白是不是比惠山好,玩够了还要回来上学。结果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去。她在中国隐姓埋名生活十年后去了韩国。2013年的一次TED演讲让她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李炫秀在前言里说,很多脱北者无法适应自由带来的全新挑战和被连根拔起后的生活,有一小部分人甚至回到朝鲜。她自己也几次差点回去。这几年读过的跟朝鲜有关的回忆录里,这是比较好的一本,其中把一个脱北者的各种微妙心态描述得很详细。不是每个脱北者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人性里的五十度灰远比鲜明却简陋的意识形态复杂。

  • The Price of Salt / Carol, by Patricia Highsmith

去年夏天去意大利的时候开始读,最后在米兰到那不勒斯的火车上读完。想起来还觉得耳朵里响着The Clovers的One Mint Julep,有地中海的阳光洒进车窗,眼睛应该咪起来。而故事明明发生在冬天。我想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共鸣,还有恰到好处又意味深长的结局。在Therese身上看到自己,感觉被理解,于是这本书于我,就有了夏天明晃晃的味道。

我先看了电影,再读的小说。读书时很自然地代入了Cate Blanchett版的Carol和Rooney Mara版的Therese,以至于两种体验衔接得天衣无缝。电影和书都很好,各有各的好。电影里的Carol气场强大,书里的Carol却面目模糊——读者只能从Therese的凝视和心思中揣摩出Carol的形象。书里读者感受最多的其实不是Carol,而是Therese。作者Patricia Highsmith擅长捕捉细节和描述感受,书里有这样的句子:

“牛奶味如骨如血,如温暖肉身,或是毛发,无盐像石灰,却鲜活如胚胎。”

“我好像站在一片沙漠里,张开双手,而你像雨落在我身上。”

“Therese……听到Carol的丝巾在风中舞动交打时发出的轻柔脆响 。”

“我觉得我爱上你了,此刻应该是春天。我要阳光像和弦一样在我头上跳动。我想到的是像贝多芬的太阳,像德彪西的风,像斯特拉文斯基的鸟鸣。而一切的节奏都是我的。”

后来读到Patricia Highsmith的传记(见后),才知道Therese就是Highsmith自己,而Carol的原型是一个住在新泽西的富家女。Highsmith有年圣诞节期间在Bloomingdale’s打工时与她有过一面之缘。Highsmith按照订单上填写的地址偷偷去新泽西看过她的住宅,但她们没有再见过面。据传记作者说,书中Carol这个角色身上,有Patricia曾经交往过的所有女性的影子。小说出版于1952年,Highsmith的写作生涯刚刚起步。她不想被人贴上“lesbian writer”的标签,于是署了假名Claire Morgan。直到1990年重新出版时,她才承认是作者,把书名改为Carol。Highsmith晚年跟一位叫Phyllis Nagy的编剧成了忘年交,常常鼓励她写作。Nagy后来就是Carol的编剧。

  • The Courage to Write, by Ralph Keyes

被《盐的代价》激起了写作冲动,然后读完了这本其实已经买了很多年的书。要写什么?因为暴露内心而不安怎么办?写身边的人她们生气怎么办?写不成我想象中的样子怎么办?写出来没人看怎么办?等等。这本书是为一切因顾虑太多而踌躇不前的人准备的。原来连那些最有成就的作家都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过自我怀疑中,知道这一点让我觉得不孤独。写作需要勇气。有“勇气”不是说不害怕,而是说即使害怕,也要跨过去。

  • On Writing, by William Zinsser (re-read)

写作者宝典之一。几乎每年都会读一次。有些内容已经过时,毕竟是1976年初版的书。但那一部分内容也很有趣(时代意义),比如作者提到60年代为了编写《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的时候,104位编辑对于哪些词语用法可以接受哪些不能接受展开激烈讨论。作者也是编辑之一。那时讨论的问题是,能否接受“finalize”,“escalete”,“rather unique”,“senior citizen”,“trigger”,“shambles”,“tycoon”,以及“O.K.”等用法。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象。而让这本书经久不衰的还是其中给出的写作建议,不管用哪种语言写作。

  • Reborn: Journals and Notebooks, 1947-1963, by Susan Sontag

桑塔格生前把所有手稿卖给了UCLA图书馆,包括她的私人日记。她死后,手稿存进图书馆,任何人都可以借阅。她的儿子大卫·里夫觉得,与其让别人来整理出版,不如让我来吧。于是就有了把全部日记整理成三卷本出版的计划。这是第一卷,跨度是14岁到30岁。大卫对内容做了挑选,补充了上下文,但没有回避敏感话题,包括桑塔格的性取向,还有她觉得养孩子(也就是大卫……)挺耽误自己人生的话。我从大三时读到桑塔格的《论摄影》起,就完全被她鉴赏美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折服。而日记是我钟爱的体裁:写日记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于是文字中就有一种赤裸甚至粗糙的诚实。

  • Being Mortal, by Atul Gawande

以前的人到晚年生了病,拖不了多久就会死。现在却因为医学发达,可以极大延长生活质量下降后的寿命。在一定条件和年纪下,治疗与不治疗(抢救或不抢救),其实是生命质量和长度之间的博弈。回想自己一年当中的日子,大部分是不需动脑就能完成的daily routine,乏善可陈,最终也不记得。我不介意生命浓缩一点,质量高一点。既然终有一死,战胜死亡的方式或许不是长生不老,而是在有生之年活出全部潜力。年底回国看86岁的外公,很想和他讨论一下死亡的话题,但怕他不能接受,后来还是放弃了。

  • Quiet: The Power of Introverts in a World that Can’t Stop Talking, by Susan Cain

这本书是内向人士的福音。作者Cain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做了一段时间律师,后来辞职写作。《Quiet》出版时,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苦闷多年的内向人士终于找到了知音。捍卫内向不意味着攻击外向,但如果都对不同性格的形成和表现有些理解,就会没有那么defensive,也会多一些包容。前提是你和对方都有这样的理解。如果只有你理解为什么对方话多很正常,而你此刻想静一静也很正常,那你还是那个bad guy。我读到这本书时觉得欣慰,但其实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书有多罕见,又多重要,直到我在九月因为一通毫无必要但消耗了我大量精力的感谢电话心里不爽,花半个多小时写了一篇吐槽文叫《论内向人士的正确打开方式》。今年夏天开始我就想好好写字。发出来的几篇故事和散文,每篇都要写几星期,阅读数平均1-2万。而这篇半小时草就、纯吐槽、情绪赤裸得让我很不安的短文,阅读数迅速达到了118万。哭笑不得的同时,觉得国内的内向人士也是憋久了。我的初衷甚至都不是捍卫内向,恰恰是因为自知我当下性格使然的心理活动会被社会期待视为黑暗难搞而觉得委屈不平。想不到引起这种排山倒海的共鸣。更哭笑不得的是,年底在国内时边走路边刷微博,不小心把这篇文章删除了。Oh well.

  • Beautiful Shadow: A Life of Patricia Highsmith, by Andrew Wilson

读完《盐的代价》后对作者产生极大兴趣。小说中那种观察入微不是技巧能达到的,得是跟某种性格有关。读了一些有关海史密斯的介绍,发现果然如此。她性格孤僻,常年独处,被抑郁困扰,对声音敏感。她和她喜欢的一些美国当代作家一样,包括海明威,认为美国没有一种智识传统,然后搬去了欧洲。在美国她是一个悬疑小说家,欧洲人才看出她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的存在主义传统。她在Barnard读的大学,四年从奥德赛读到普希金,意识到所有艺术都是一种艺术。她说:“一切艺术的基础都是一种表达的欲望,对美的爱,对从混乱中创建秩序的需要。”这是今年给我带来很大慰藉的一本书。近年来读传记比较多,更想深入地了解一些我喜欢的人。看到在我们表现的差异下其实是共同的欲望、纠结和不安,而且在他们身上成功地被转换成了艺术,很得安慰。

  • The Stranger, by Albert Camus

读前半部分时,一直被男主角默尔索的冷淡搞得烦躁不安。他似乎什么都不在乎,也没有道德。唯一能看到他情感的时刻,是他和女友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母亲刚刚过世,这件事却好像完全没有影响他。但是后半部分,在法庭上,跟牧师的对话,我慢慢看出加缪在做什么。默尔索也不是生来就这样,他只是失去了兴趣,不再追求意义,已经放弃。冷漠是他的求生方式。合上书之后觉得,“存在”是任何认真思考过活着这件事的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但跟加缪、萨特这一脉无神论存在主义者不同的是,我还没有完全绝望。可能是因为最早让我对存在之武断和荒谬有认识的,是《圣经》里的《传道书》。这卷书被历史上很多基督徒视为太黑暗,跟其他经文格格不入。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卷书曾经将多少不幸(有幸?)一窥存在本质并非阳光灿烂的人引向了主。

  • Darkness Visible, by William Styron

去年秋天有一段时间很抑郁。突如其来,挥之不去。整个人无精打采,甚至有几天起不了床,被迫请病假。让我撑过来的,一是持续地表达(主要在日记里),二是有亲近的,而且是接触过抑郁症的朋友,可以说说话。到十月的时候好起来,就想读一些有关抑郁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苏菲的抉择》的作者。但是最终没有读完。他当时应该是临床重度抑郁,所以有一些鲜活的描述,虽然激起我的好奇心,却没有什么共鸣。他对加缪可能患抑郁症的评论让我很感兴趣。他认为加缪如果不是因车祸早逝,最后可能也难逃抑郁甚至轻生的命运。

  • Bossypants, by Tina Fey

这是Tina Fey在2011年出版的自传体散文集。喜欢Tina的聪明、幽默和写作能力。她曾经是Saturday Night Live的第一位女性head writer,也是一股强大的女性声音。她特别不喜欢“金发美女”在娱乐圈成为美的代名词(她自己的发色是褐色),也不喜欢大家对女性有刻板印象。比如她做SNL的head writer时,别人总问她,你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呢?她觉得这完全是对女性的低估,没有人会问川普,你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Tina 是我能愉快接受的那类女权主义,坚持立场但不刻薄,自嘲而且幽默。书里详细叙述了她在2008年重返SNL扮演Sarah Palin的经历。

  •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by Alexandre Dumas

十月底开始读《基督山伯爵》,已经两个多月了,还没有读完。这本书试着读过几次,每次都停止在报恩后的部分。报恩的部分很精彩,很让人满足,但到全文1/3的地方就结束了。后面都是用漫长的年岁设计复杂报仇计划的情节,节奏大幅减慢。可能是年纪大了,这种处心积虑策划完美复仇方案的情节,不再吸引我,反而让我叹口气。在这两个多月中也意识到,那时候连载小说起到的社会作用,就好像现在的连续剧,为人们在茶余饭后提供了很多谈资。当时巴黎的人喝完下午茶之后或许在讨论,邓蒂斯到巴黎了,那个马车差点翻了……就好像现在的我们会发微博惊呼,大表哥死了一样。再过几十年,也许哈利波特、唐顿庄园、西部世界,也会成为后人的“必看名著”。

一个人的坦然和忐忑

五年前我陪表妹去印第安纳大学报到。一切安顿好后,她留在宿舍,我一个人去镇边上的旅店住。要了房间,去街对面的餐馆吃晚饭。时间还早,餐馆里只有零星几桌人。我在靠墙的桌边坐下,点了菜,开始刷手机。然后听到有人大声喊“Hello”。

抬头看到右前方有一桌五个人正看着我。他们像是一家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说:“你要加入我们吗?”我不想辜负他们的好意,可我已经讲了一天话,没精力跟陌生人社交了,于是婉拒。“你确定吗?”中年男子问。我说确定。他们转过头去。果然是热情好客的大红州,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我继续刷新闻。又听到他们叫我。“你真的不过来吗?跟我们一起吃饭吧。”这次是其中一个女生问。“真的不用,谢谢你们。”我对她笑一笑,笃定地点头。女生没有再问。

大约十分钟后,有人走到我桌边。我以为是服务员上菜来了,抬起头,是那桌里的小伙子。“看你一个人挺孤独的,过来和我们吃饭吧,don’t be shy.” 他温暖地笑着,但仍然没能阻止我心里的暖流瞬间变成冠状动脉上的一坨胆固醇。我不仅不介意独处,而且需要靠独处充电,才有精力去跟这个世界互动。我现在的电池槽只剩一条红线了。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只有让语气稍微坚定:“真的谢谢你们,我想一个人吃饭。”小伙子愣住,就好像我说我想吃玻璃似的。“我还有一些邮件要处理。”我指一指手机,撒了个谎。小伙子走了,那桌人没有再问我。而我的胃口也打了折。

第一次问时我感觉到满满的善意,第二次问时我感觉到善意,第三次问时我感觉像一个小肚子太大的人在地铁上频频被人让坐。独自吃饭这件事,在一部分社会看来,就好像是面前自带了一张破纸板,上面写着:Please help.

我只在伯明顿待了一天,第二天就飞回了东岸。纽约对独来独往的人更友好。我喜欢不时跟朋友聚聚,也喜欢一个人吃饭、出行、逛展览。两种不同的玩法而已。从没因为想到要一个人做什么事情而不安。直到不久前我想去comedy club.

记得《老友记》里莫妮卡和钱德勒去看他爸爸的秀吗?Comedy club的氛围通常也是那么亲密。为了活跃气氛,主持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观众互动。有时候你是和大家一起笑,有时候你是看大家笑自己,完全取决于主持人的幽默风格。我打算约上朋友一起去,但是想来想去都找不到合适又有空的人。眼看只有自己去了,我多年锻造出的一颗钢铁心突然露出了玻璃心的真面目。

然后我就做了一件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时总会做的事。问谷歌。我输入:“Can you go to a comedy clu…”我都还没打完“club”,谷歌就替我完成了这个句子:“…club alone.”谷歌你知道得太多了,我有点不舒服。不过说明我不是第一个面临这个难题的nerd。点进一个论坛,有人问:“女生独自去看喜剧表演很奇怪吗?” 一个叫“Finagle”的网友回答:“又不是1815年了,女生可以一个人去任何地方。”说得好,Finagle! 希望你没骗我。作为一个对几乎一切事物都有非凡好奇心,同时又很容易分心的人,我从一个链接点到另一个链接再点到下一个链接,突然抬头发现,已经夜里11点了,而我正在读一篇教人如何提高社交技能的博文。唉,邪恶的谷歌。还以为不等我招手就让我搭顺风车的大叔是个好人,结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漆黑的小树林里。

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个人吃饭、看电影、看秀是件让很多人心里没底的事。无非是担心别人看到了会怎么想自己?这个人不合群,性格有缺陷,冰箱里藏着室友的尸体。且不说是不是值得为陌生人的这些想法纠结,其实别人和我一样,最关注的首先也是别人自己的事:共进晚餐的姑娘喜欢我吗,看完电影回家还有时间写论文吗,冰箱里室友的尸体要怎么处理。

几周前一个加了整天班,累得快瘫掉的周六晚上,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就只想独自去家附近的comedy club看场秀。Jerry Seinfeld和Ellen DeGeneres都在这里表演过。网上买完票后,跳出一个视窗:“Thanks for your order! Events are better when your friends are there too. So who’s coming with you?” 我关掉了视窗。我就不信我会是唯一一个独自去看秀的人。纽约这么大,什么情况没有。

我错了。我是那天晚上唯一独自去的人。服务员带我坐在一张双人小圆桌上,确定我一个人来之后,收走了桌上的另一张菜单。我环视秀场,大约能容纳五十多人的场地里,大部分人是成双来的,还有几张长桌,坐了一些成群来的人。

场地坐得七分满时,一个黑人主持人上台,看了一圈,马上把目光锁定在最靠近他的一桌情侣身上。“你们在约会吗?”两人说是。“第几次约会啦?”“第三次。”男的说。主持人冲他一眨眼:“快了。”大家会心一笑。“你从哪里来?”主持人问男的。他说了一个地名,主持人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主持人夸张地重复:“Mount Nigger?”--一个除了黑人没人敢说的N word。男子忙不迭地要纠正发音,挖到宝的主持人哪里肯听:“要是走在哈林区别人问你从哪里来,麻烦你就说,‘外地’。”他的女伴笑得前仰后合。

主持人一边和这对情侣开玩笑,一边不时扫视全场,寻找下一个目标。他锁定了我左前方一桌上的四男一女。“你叫什么名字?”主持人对其中一个白人男生说。“Dylan.”“Dylan? You sound white.”有人笑。“你是做什么的?”“嗯……”白人男可能在犹豫是要说多具体,主持人就打断了他:“你做‘嗯’的?那是什么行业?什么是‘嗯’?”主持人表情夸张地在台上走来走去。观众在笑。然后我们就四目相对了。

“Hey yo baby how you doing tonight?”主持人冲我说。

“Doing great.”

“You are here by yourself?”

“Yes.”

他顿了一下,我心里一紧。他突然指着我对其他观众说:“Here’s what I’m talking about, coming here and enjoying the show alone!”有人吹了声口哨。

他的话音未落,服务生就端来一大盆爆米花放在我桌上,对我说:on the house. 我想到Phoebe Damrosch在她的回忆录《Service Included》里提到,去Per Se就餐的人多半都是成双去,偶尔有单独去的,餐厅的人就会怀疑那人可能是美食评论家,厨房会对那人百般关照。说不定他们怀疑我是亚洲某报纸派来考察纽约群众周六夜生活的记者。但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只是想尽可能为这个独自前来看演出的人创造最好的体验而已。

主持人说完这句话,就放过了我,调戏其他客人去了。果然是见惯不惊的大蓝州。大约十五分钟的热场之后,互动环节结束,换喜剧演员们轮番上场讲笑话。我也可以彻底放松地喝啤酒,吃爆米花,看演出了。回家的路上很满足,仿佛又开拓了一小片未知地。也不过如此。每一次强迫自己跨出舒适区,然后活着回来,都觉得生活状态的选择又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