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的一跃之目标和手段

到研究所报到的当天得知,大都会博物馆向纽约市内所有大学在读学生免费开放。几天后,我就喜滋滋的去了。到门口一摸钱包,发现忘记带学生证。我也不甘心折回去拿,就带着试一试的心态问工作人员:我是哥大的学生,忘记带学生证,可以让我进去么?工作人员打量我一下,递过来一个夹扣说,下次别忘了。

我们可以说,博物馆这项优惠政策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让学生免费进去。为此需要有一种手段来区分学生和非学生。博物馆可以选择以信任作为手段,只要来者说自己是学生,就让他们免费进去。就好像我得以进去那样。但这个世界很不完美——人可能撒谎。信任参观者说的话虽然可以让所有真学生都免费进去,但不可避免也会放进去假称学生的人,增加博物馆的接待负担。

博物馆也可以选择查学生证。这么做可以最大限度把非学生排除在外,但也可能让一些无法证明身份的学生被排除在外(卡掉了、忘了等)。从博物馆管理的宏观角度来说,更理性的选择自然还是查学生证,宁愿让少数学生自己去承担这个代价,而不是增加博物馆的负担。但这样一来,实际上达成的目标就成了:有学生证的人可以免费进去。这和原来的目标有极大重合,但又不完全一样,会在少数时候出现漏网之鱼,比如把没有学生证的学生排除在外。这是这种手段的局限。这里绝不是批评这种手段,只是指出一个虽然简单却常被忽略的事实: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任何试图实现一种目标的手段都有其局限。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科学方法”这种手段与“认识世界”这个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在“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随着科学研究不断发展,历史上对此有过不同诠释。但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波普尔提出的“可证伪性”已经成为共识。波普尔认为,一个议题首先要具备可证伪性,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中的一个议题。否则根本不是科学这种工具适用的对象。基于这个原因,在他看来,不科学并不代表不正确。只能说科学对此没有意见。

在博物馆与学生证这个比喻中,“学生证”就好比可证伪性。在参观者根本无法提供学生证的情况下,这个人的身份在这种方法面前就失去了“可证伪性”。那位工作人如果因为我没能提供学生证而不让我进去,并不能说明我不是学生,只能说明在给定的证明条件下,他无法判断我是不是学生。

如果工作人员以信任作为一种辨别学生身份的普遍原则,这显然不可行。但如果面对的只是个别例子,那么信任完全可以是一种辅助手段。那个在我没有拿出学生证却依然让我进去了的工作人员,没有严格遵循博物馆的官方验证程序,却达到了博物馆最初的目的:让一个学生免费进入。

理论上,基督信仰所要求的那“信心的一跃”,就正类似于那位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那个缺乏验证手段的时刻所面临的状况:面前这人宣称自己是学生,却没有足够的证件可以证明。他必须当下作出决定,是要相信这人是学生,放她进去,还是不信任一切不能证明自己是学生的人,哪怕她真的是学生?其实能不能让我免费进入博物馆,是件很小的事,把我挡在门外也没关系。但如果是把永恒的生命挡在了门外呢?这个抉择,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是每个人今生都要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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