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疑惑的事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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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河滨教堂在2015年纽约同志游行中的花车)

我看到手机上的来信提示灯在闪烁时,刚到办公室不久,正在校对一份有关老年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译稿。

滑开手机一看,是在市议会实习的朋友发来的短信。只有七个字:“Same sex marriage legal nationwide! Breaking news!”

我的第一反应是,手机又被盗了吧?怎么可能?不是各州自己决定吗?南部浸信会怎么说?……

由于意识到生命短暂,我已经很久不看新闻了。我想一条新闻如果真的重要,最终总会传到我这里。就像这条一样。

咨询了Google,这才意识到在今年四月,最高法院聆讯了同性婚姻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的案子。今早十点,裁决结果出来,5比4。同性伴侣在全美50个州都可以结婚了。

一时间五味杂陈。

1

我2002年高中毕业,到温哥华学语言。第二年,同性婚姻就在温市所属的英属哥伦比亚省合法了。

那时温市中心的Davie街就已经赫赫有名,常年飘着彩虹旗,有各种以同性恋文化为主题的商店和活动,是温哥华著名的“gaybourhood”。

在语言学校的时候,教听力的荷兰裔老师R带我们去Davie街上一家希腊餐馆吃过一次饭。坐下后不久,他就凑过来对我说,刚刚来倒水的那个服务生是同性恋。我转头去看,没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我说你怎么知道。他眨眨眼说,我就是知道。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gaydar”这种东西。

R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所语言学校附属于温哥华郊外的一所教会大学,全体教职员工都是基督徒。

R住在温哥华以东一个叫Chilliwack的小城市。每天早上开一个半小时车来城里教书,晚上又开一个半小时的车回家。我问他,你这样每天开三小时车,不累吗?他说,不累,开车的时候就祷告,很享受那个过程。

在R的听力课上,他给我们放据《路加福音》拍成的1979年版电影《耶稣》。有一次我看到他办公桌上一本口袋大小的新约全书,爱不释手。他见状当场送给了我。我从R那里第一次真正听到了福音。

我已经离开语言学校以后,R有一次邀请一位男学生去露营,叫他什么都不用准备。男学生去了看到一顶单人帐篷。那天后来具体发生了什么,当事人不愿透露细节。但他向学校投诉,还请了心理医生。于是我们只是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不久之后R就被学校解雇了。

看来R的“gaydar”也有掉链子的时候。

这件事情过去一年后,我和语言班的几个好友在市区偶然碰到了他。我们和他打招呼,站在街边聊了一会儿。R还是那么健谈而且充满活力。他的内心是平安还是挣扎,只有他的主知道。

2

我从这所语言学校结业后,去了位于郊外的母校读传播学。这里不仅全体教职员工是基督徒,而且几乎所有的学生也都是基督徒。每堂课前,教授都会带领大家祷告。每天中午都有半小时敬拜活动。

大一的日语课上,有一位叫Valerie的女生。她总是坐第一排,跟Ebihara-san互动最多。我一直觉得她哪里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来。她有女生的名字,有一头长发,也去女生的洗手间。但她的声音好粗。如果闭上眼睛听,就和男生的没有两样。

当年就有那么无知。我大概都是毕业之后回想,才意识到Valerie是变性人。要是有时光机,我很想回去采访一下她:作为一个基督徒变性人在一所保守的教会大学里读书,是种什么体验?

3

大三时我认识了台湾同学W。她是T。

我和W成了好朋友。在大学最后两年里,我们一起学电影剪辑,上“西方世界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思想家”课。我认识她的前后三个女友,其中两个都是基督徒。

W邀我去参加学生团契。她常带敬拜,她当时的女友常司琴。她们带我去本拿比的一间华人教会。W并不刻意公开自己的性向,但在认识的人中间,这不是个秘密。

我俩认识时就一拍即合,很大程度上在于她和我一样,老是纠结生命的意义。当我发现和她聊到这个话题时,她不但不觉得思考这样的事既文青又没用,还常常跟我钻进同一个牛角尖里时,我觉得能遇到这样一个朋友简直他妈是三生有幸。

我们一起读圣奥古斯丁,读祁克果,读帕斯卡。我们聊《忏悔录》里描述的时间与永恒到底是什么关系。她送我一本《伤心咖啡店之歌》。

我逐渐意识到,原来基督信仰的核心,恰恰跟这些来自深处,因身而为人所产生的疑问最相关。而不是一个人的性取向,也不是一个人对进化论的看法。

然后我就读到了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他说:在基要的事上合一,在疑惑的事上自由,在一切事上有爱心(In necessariis unitas, in dubiis libertas, in omnibus caritas)。

大学毕业后我受洗了。

4

后来我到纽约读研究所。

研一那年冬天,我在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图书馆打工,整理一批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建医学院的资料。有一天经过神学院哥特式的正门时,看到上面飘着一面巨大的彩虹旗。我怀疑自己看错了。停下来数了数,确实只有六道。

那个冬天我还发现,联合神学院隔壁的联合基督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不仅公开接纳同性恋者,而且每年六月都会派出花车参加纽约盛大的同志游行。

几乎同一时期,微博上出现一位名叫欧阳文风的马来西亚籍华人牧师。他在纽约大都会社区教会(Metropolitan Community Church of New York)服事。那是一间主要面向同性恋基督徒的教会。他大方坦诚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还发过自己和同性伴侣举行婚礼的照片。此举引来微博上一批基督徒的反对甚至攻击。

再后来我通过纪录片《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知道了第一位圣公会同性恋主教,Gene Robinson,以及在圣公会内部因为对他的态度有巨大分歧而引起的一番风波。

今年三月,美国最大的长老会(PCUSA)通过投票修改了教会章程,允许各教会为同性伴侣举行婚礼。

如果说大学的经历让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基督徒”和“LGBT”群体存在交集的话,到美国以后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基督徒内部在同性恋议题上的看法也并不整齐划一。

5

年初我在旧金山旅行的时候,接到W从温哥华打来的电话。我知道她没事不会打来。果然。她的妻子怀孕了。按照台湾的习俗,三月期满才公布。她们希望我做孩子的教母(godmother)。

我后来问已经给两个孩子做教父的墨西哥朋友,当教母有什么责任?他说,在他所属的天主教传统中,教父母是要在小孩的成长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如果亲生父母有任何意外,教父母也会接续抚养小孩的责任。

这让我感觉责任重大。这个小孩不会有一个养父,但会有三个爱他/她的妈。

最高法院的判决出来后,我短信问W有何感想。她说:“原本以為會很激動的,但現在終於發生了,卻覺得這就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路途還很遙遠,要達到不歧視不暴力不霸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掃興吧?”

不扫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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