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纸书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只买过两本纸书。一本是钢笔画教材,另一本是《Essentialism: The Disciplined Pursuit of Less》。后者我先买了电子版,读完拍案叫绝。我觉得所有做事不分优先次序的人都该读一读,造福自己,更造福身边的人。于是我买了一本纸书送给同事。

在这两年里,我买了126本电子书。阅读的载体,完全变成了手机和Kindle。看上了什么书,就在亚马逊上一键购买。不管什么书,都显示成同样的Georgia字体和窄间距。我已经习惯用Location和百分比而不是页数来判断阅读进度。长途旅行时,我不再纠结要带哪些书出去。我可以带上整个书库出门,再和纸书时代的旅行一样,原封不动地带回来,却不增加行李负担。

但是久而久之,我又觉得少了点什么。不读纸书后才意识到,一本书带给人的享受,还有触觉、嗅觉、视觉上的。然后我就养成了工作午休时逛书店的习惯。不为买书,只为翻书,权当电子书时代缓解一个读书人感官上的饥渴。

这天下午一点,我锁上电脑屏幕走出办公室,沿47街往西走,一直走到五大道上的Barnes & Noble书店。今天吸引到我视线的,是新书专柜里的一本回忆录《Avid Reader》。书名就足够吸引人了,何况作者还是《纽约客》前主编,Robert Gottlieb。

随便翻开一页,正好讲到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读完《追忆似水年华》全部七卷的故事。

“七天读七卷。我在一周之内把自己和外界完全隔绝,没有踏出房间一步,每天读完一卷。朋友送吃的来,我只管读啊读。其实并不挣扎,如果每天只做这一件事,一天读个六七百页是没问题的。而结果也很激烈:全浸入式阅读,的确是体验和吸收这种伟大思维和风格的非凡方式。读完后,我感觉普鲁斯特是我的,或者说我是他的。我们建立了一种私人关系。”

痛快。羡慕能以这种热情读书的人。我向来是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工作以后更难有连续的整块时间阅读,曾经甚至想请假,不旅行,专门用来读书。但是一想到学生时代动辄有大把时间在手上时,还不是用来夜夜笙歌了,就觉得还是自制力和动力不足,怪不得外力。我把《Avid Reader》放回去,又翻了翻其他新书。等到时间差不多了,就出门觅食。

我在六年前买了第一个Kindle。刚开始并不习惯用。三年前,高中同学携丈夫从北京来纽约,住我家。来之前她在微信语音里说,给你买了脑白金。我心里一沉,心想果然同学最后难免沦为陌生人。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她给我买了老北京小吃。这两个词用l和n不分的重庆话说一模一样。我把我的内心活动告诉她后,她放声大笑说,亏你还是个读书人。然后她说,读书人,看一下你的Kindle。这请求杀我个措手不及。在家翻箱倒柜,我便寻不着,被糟蹋得体无完肤。趁他们在纽约花天酒地的前两天,我找啊找,终于找到了。那天晚上,我给她炫耀我的Kindle 3。被这种扳回一局的骄傲冲昏了头脑,我打开电源。没有电。Kindle 3充一次电可以读大约三周。再次被糟蹋得生无可恋。在他们离开纽约之前,我都没有找到充电器。

那以后不久,我家失火。我搬了三次家。每搬一次,我就深刻体会到读书人搬家时甜蜜的负担。搬到最后一次时,我只感受到了负担。最后这次搬到曼哈顿上狭小的单间公寓里,一个房间里是我的全部生活空间。顿时感觉一切都太占地方。床占地方,书桌占地方,连我都占地方。可是以上三者都必不可少。我就开始打书架和纸书的主意。

大约在这时,我把Kindle 3换成了Kindle Paperwhite,发现后者的背光功能很适合已经习惯看手机屏幕的现代人。我在Paperwhite上读完了Anthony Bourdain的回忆录《Kitchen Confidential》,然后电子书就势不可当地进入我的每日生活。不久以后,我在中城的一家日本餐馆里,郑重地把我用了八年的胶卷相机佳能1V交给摄影师朋友,叮嘱她说,它有名字,它叫黄小宝。摄影师朋友点头。我从她手里接过三百块钱。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无法想像你会扔书。”第一次到访我家的上西区女作家看我的神情,好像教皇保罗五世看哥白尼。她家里有一个巨大的黑色书架,纸书前后摆了两排。她称书架为男朋友。每次去她家,我都会在她的男朋友身上这里摸摸,那里摸摸,乐不思蜀。

“书是用来读的,纸只是载体。”我把当初说服自己的理由,用《小王子》体说给她听,“每本书都印了好多本。他们就好像是玫瑰园里千篇一律的玫瑰花,没什么特别。”但从面部表情看,这位有四种不同版本《小王子》的女作家不为所动。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豁达”的。从前买书要挑字体装帧,读书前要先洗手。书一旦卷角或受损,我阅读的兴致也会大减。大学时上过一堂政治哲学课,教授捧了一堆浅色的树叶放在讲台上。上了半小时后,我发现那不是树叶,是一本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因为频频翻阅,已经完全散架。教授却很自豪。他说你看我的书,就知道我都是真的读过。“不要被载体钳制,书已经是你的了。”他鼓励我们在书里勾画,做笔记。这位教授曾经让我从柏拉图的洞穴里醒过来。我敬重他,就好像奴隶敬重赎回自己身体的主。所以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的灵魂上长出了翅膀。那一年我肆无忌惮地在书里写字勾画。那一年我品尝到了自由。

结果就是,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小心翼翼地捧着书架上Everyman’s Library版的精装王尔德全集,看到《自深深处》里各种歪歪扭扭的下划线和铅笔做的脚注时,就好像看到埃及神庙上的“王二到此一游”。悲愤羞愧又奈王二不何之心,欲说还休。

我确实扔掉了一批纸书,但还是留下了那些有情感价值的。

比如因为那位政治哲学教授的课认识的经典。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忏悔录》和《尼各马可伦理学》,帕斯卡的《思想录》,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战栗》,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艾伦·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还有那一时期课外读到的,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Donald Miller的公路旅行三部曲《Blue Like Jazz》、《Searching for God Knows What》、《Through Painted Deserts》,以及C.S. Lewis的几乎所有作品。这些书,以及它们带给我的启发与安慰,构成了我对大学时期的重要回忆。

还有大三时读到的《论摄影》。如果说摄影是一门宗教,那么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无疑就是摄影教的圣经。每个摄影师都应该早起念一段,吃饭前背一段,睡觉前再念一段。这本书让我看到文字与图像、智识与感官之间的联系。如果桑塔格和我的牧师同时掉到水里,我其实不知道要先救谁。得知桑塔格最后在我工作的医院去世之后,我莫名地激动,感觉和她的生命有了千丝万缕的交集。

书架上还有一本五厘米厚的《伊利亚德》。我到现在都没有真正入了诗歌这道门。但大学毕业后那一年,却读完了这首漫长的叙事诗,并且被阿喀琉斯的激情烧得夜不能寐。那时候我大学已经毕业,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全职工作,在温哥华南部的一个仓库改造成的办公室里,为一份新杂志做编辑。和99%的创业公司一样,杂志做了两期,就做不下去了。主编怀孕辞职,剩下我和一位平面设计师。我俩都是华人,理应惺惺相惜。无奈我们一个是重庆人,一个是成都人。明明讲方言就可以沟通,我们硬是选择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不再做杂志以后,公司开始做名片印刷,生意惨淡。我无事可做,每天早上去办公室,泡一杯茶读书。那一时期,我喝了很多普洱茶,读完了《伊利亚德》,自学了希腊文字母。在我打算开始读《奥德赛》的时候,惊觉人生不能就这样下去。于是我辞职,然后离开了温哥华。

那以后我在国内待了一年半,读了不少中文书。前途未卜导致内心浮躁,读书没有认真拣选,所以那一时期读的书后来一本也没有带在身边。后来在纽约念研究所时期,留下的纸书,除了跟西藏有关的历史和传记,就是一本硕大的藏语教材了。说起我曾经学过一年藏语,大部分朋友会觉得好厉害。只有那些用一年时间学外语,然后再也没有用过的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尽管在课堂上我问了丹增老师十万个“这个怎么说”,并且用工整的印刷体藏文写满两大本笔记,但我用得最熟练的,也就是说如果突然有人从背后拍我肩膀要和我讲藏语时我能想到的,依然是,你好,甜茶,谢谢。再要一份肉包子。

我还留下了多部《圣经》。有各种英文版的,有西语版的,有我在温哥华受洗时信心方舟基督教会送的,还有小姨在纽约受洗时教会送的。小姨受洗,是我人生中的重大时刻。原本担任摄影师的我,在牧师将祝圣后的水从她头上淋下来时,忍不住大哭。我放下相机,上去拥抱了小姨。人生总有那么一些时刻,你无法旁观,只有参与。

因为早前常在微博上与人讨论基督教,我意外地收获了一位译者朋友。她叫邓嘉宛,她翻译了《魔戒》。现在我先不往下写,好给读者三秒时间,回味上一句话。她和朱天心、朱天文是朋友,于是有一天她买了她们的书,上门请她们为我签名。然后我的书架上就有了一本《荒人手记》,朱天文在扉页上写道:“新版序写到纽约双塔,给目前在纽约工作的黄潇潇。嘉宛的朋友,朱天心,民国102年,六月廿二日,台北。”写得真是好!书架上还有了一本《古都》,朱天文在扉页上写道:“黄潇潇的书,朱天心,2013.6.18,台北。”真是没有错!

高耀洁在哥大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做过一次讲座。我为她做口译。为了帮助我准备,她送给我6本书,都跟艾滋病有关。讲座那天,高耀洁比所有听众都到得早。她见到我就送给我一张贺卡。我非常开心,一直道谢。陪她来的同学说,这没什么的,她给每人都有。可这怎么能叫没什么呢?这善意我感觉到了,这就是有什么。高耀洁又递给我一张纸片,她说,在开始之前,你能不能帮我念这一段。我看手上的纸片,是那种广告邮件里附送的回执信封。背面写着:

“本人既老且残……“

我本来想把全部内容摘抄下来的。但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这张纸。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看到它,却因无法为其分类摆放而苦恼。也许我后来放失手了,一时找不到,也许我在某个一念之差的时候扔掉了。只有第一句话一直印在我脑海里,本人既老且残。后来还去过高耀洁位于上西区的家一次。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甜香。她说,给你们煮了枣子,女儿从国内带来的。那天她送给我她的回忆录《高洁的灵魂》。这本书我一直保留着。

研究生时代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是认识了Ellen DeGeneres。她的善良、勇敢和幽默,还有我看过的她的几乎所有节目,成为我回忆研究生时代的背景。我听说她的妻子Portia de Rossi出了回忆录《Unbearable Lightness》,并且要来纽约签售时,激动得不能自已。

那个冬日的傍晚,我早早来到林肯中心的Barnes & Noble外排队。依次入场。主持人访问Portia。她讲了写这本书的初衷,因为自己曾经与厌食症纠缠十年,差点死去,想分享这段经历,帮到其他人。她提到Ellen鼓励她写书。我整个人一激灵。在电视上看到Ellen是一回事,听到一个大活人在你面前说,“我家Ellen”,然后拨一拨长发,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终于明白现场感为何如此不可取代。她说这是一本很诚实的书,毫无保留地剖析了自己。“谢谢你们买我的书,”她的表情复杂,“但我真希望你们不要读。”

排队等待Portia签名时,我既兴奋又崩溃。每往前挪一小步,就想转身狂奔五公里。然而最后还是轮到我了。“You are ‘Jiao Jiao’”?Portia看着助理递上去的纸条。她执意要在每个人的书扉上写上对方的名字,却和大部分英语人士一样,发不对X的音。“对。”我使出吃奶的力气保持冷静。你可以叫我交交,你可以叫我悄悄,你叫我窗帘都是对的。“You look gorgeous today.”我吐出在心里排练了一万遍的话。Today and yesterday, and all the other days. “Awww, that’s so sweet of you.”她微笑。签好了名,她把书合上,抬头看着我说,”I hope you enjoy the book.” 她的眼睛蓝得像爱琴海,我的大脑白得像麦当劳的塑料袋。Portia used a verb on me. 我摒住呼吸想记住这一刻。

我的书架上,Portia的书放在Ellen的《Seriously, I’m kidding》旁边。Ellen的书旁边是她妈妈的回忆录《Love, Ellen: A Mother/Daughter Journey》。

我还留下了自己翻译的书。2010年冬天,《一位藏族革命家》的译书在香港出版后,我想带一本回国给平汪签名。结果他在2014年3月去世,我们始终没有见过一面。但听他身边的人说,他很喜欢这本书,买了一些送给藏人朋友,有些朋友读得热泪盈眶。我很受安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的中英文版我各留了一本。30年前的英文版也买了一本。《A Jonathan Edwards Reader》我只有英文版的。译稿虽然早就交给了国内的出版社,但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出版。后来为大都会博物馆翻译的画册《艺术是……》,由于太适合当礼物送朋友了,所以书架上间歇性的要么有好几本,要么一本都没有。现在是一本都没有。

又到了午休时间。我走进Barnes & Noble,耳机里是Kate Tsvetaeva的电子小提琴。我想再翻一下昨天看到的《Avid Reader》。如果真喜欢,就回家买本电子书。可是已经不在昨天的显著位置了。我走到地下室,找了台电脑搜索。书在传记类一栏。地图上显示,传记类在宗教类后面。我刚刚好像经过了宗教类?凭记忆走过去,结果后面是少年读物,再后面就是一堵墙了。

我想再去看一眼地图。刚转身,迎面走来一个小伙子,冲我笑。他把手里拿着的书举到我面前。是《Avid Reader》。

“How did you….”我说了一半就惊讶得嘴巴张太大,而讲话是需要嘴巴有张有合的,所以我没法把话说完。

“我看到你在搜这本书,结果走错了方向。”小伙子继续笑。不是微笑,而是笑出声。就好像在书店里走错方向是件最好笑的事。

“我叫了你两声,可是你戴着耳机,我就去帮你找出来了。”

我接过书,除了说声谢谢,想不到别的话。他挥一挥手说,我上去结账了。我才看到他左手上也拿着一本同样的书。他转身之后,就剩下我站在育儿指南和少年读物中间,看着封面上的Robert Gottlieb坐在一团乱的办公室里,伸手把听筒放回电话机上……

下班回家,我在书架第二排放上了这本《Avid Reader》。然后我退后一步看着这些书,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扔书扔了两年,却总是扔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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