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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韩揭密

晚上看了国家地理的纪录片《北韩揭密(Inside North Korea)》。这部2007年面世的片子讲述了尼泊尔眼科医生Dr. Ruit带着一个医疗队,从加德满都奔赴平壤,为一千名白内障患者动手术的故事。国家地理特别记者Lisa Ling(凌志慧)和她的摄影师随同前往,他们假装是医疗队成员,对北韩方面说,只是想拍摄治疗情况。北韩派了六个人到加德满都接医疗队去平壤。Dr. Ruit必须在十天内治好一千名患者,因为,北韩只给他十天。

同时,Lisa和她的摄影师当然在打着别的算盘。但是,要脱队拍摄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每时每刻都有人监视。最后,除了在医院跟拍Dr. Ruit以外,Lisa成功说服监视者让他们去一位病患家看看。六位政府官员陪同摄制组浩浩荡荡开进这户平壤家庭。室内很干净,陈设简单。客厅最显眼处挂着金氏父子画像。在镜头前,老奶奶拉着两位孙女向伟大领袖深深一鞠躬。

Lisa问失明的老奶奶:“失去视力后,最难受的是什么?”她女婿抢着回答:“失明对我岳母来说最痛苦的,就是不能见到亲爱的领袖金正日。”Lisa眨巴了两下眼睛,小心地问:“为什么那么想看到最高领袖?”老奶奶深情答道:“我们一家过得这么幸福快乐,都归功于伟大领袖的荣耀,所以我想看他,看一眼都好,我要当面感谢他。”一边说,她一边抹掉眼角的泪水。让Lisa吃惊的是,在场所有北韩人都流下了眼泪。

Dr. Ruit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六天内就为一千多名老老少少换了人工晶体。Lisa说,在医疗条件稍好些的国家,白内障极少致人失明,而且这种病多半也只有老年人会得。但在北韩,由于缺乏营养,患白内障而失明者不乏青年甚至小孩。

接着,到了拆除纱布那天。一千多名忐忑不安的患者规规矩矩地坐在大厅里等候。Dr. Ruit为一位23岁、失明多年的女孩子拆掉纱布。她睁开眼,发现已重获光明,惊讶万分。医生让她指出她父亲在哪里。她一眼就看到了,扑进父亲怀里,父亲激动得声音颤抖,带着哭腔问:“你真的看到了吗?”这一刻,你会觉得跟这对父女在情感上很近,就像Dr. Ruit对Lisa说的那样:“他们也和你我一样,两只眼睛,一只鼻子,一张嘴巴。”但接下来的一幕,就让那种情感上的共鸣飞到九霄云外——父亲一边哭一边对女儿说:“我们一定要向伟大将军鞠躬……我们一定要感谢他!”两人走到大厅前方金氏父子的画像前深情鞠躬,接着双手举向空中高呼“万岁”,后面的病患全体起立,加入了欢呼的行列。轮到后面的人拆纱布时,每个人都重复了相似的动作。有的在画像前鞠躬,有的痛哭流涕,有的长跪不起。最后总会喊出整齐划一的“万岁”……

没有一个人感谢这位尼泊尔医生。

关于道德共识以及电影The Reader

1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组据说是刚刚解禁的日军侵华时期的照片。鼓起勇气看完,心情很沉重。在我记忆中看过的类似图片还有98年印尼反华暴动的照片,以及一组美国士兵在伊拉克被杀死,尸体遭破坏并游街的图片。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俄罗斯士兵被车臣军人用匕首活活割下头颅的全程录像,被俘士兵看上去不到20岁,可以清晰地听到匕首从左侧脖子插入时他的喉咙里发出的沉闷呜呜声。

每次看完这样的帖子,就忍不住问:为什么人可以对其他人做出这样泯灭人性的事?这不是个仅仅为加强语气的反问,我真的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否有某种看问题的角度,可以找出一个答案?

电影The Reader,除了表面上那个爱情故事以外,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去看待二战时为纳粹集中营工作过的德国人——有没有可能既不妥协我们今天的道德观,又能理解他们当时的行为动机?换言之,理解与谴责可否同时进行?

理解并不等于认同。理解也不等于谅解。

2

岳飞在《满江红》中豪迈地说他要“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对这位民族英雄的豪言壮语,恐怕没有谁会不识相地指出其中食人肉、喝人血的残忍。因为在岳飞当时,甚至在现在我们一些人的道德语境中,光复中原、维护国家统一,是一个非常正当的战争理由,那些欺负中华民族、造成国家分裂的“胡虏”则怎么死都不为过。

可是何谓暴行?任何烧杀抢夺奸淫掳掠的行为本身都是暴行?还是说只有不正义的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才叫暴行? 如果“正义”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内涵,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好回答。可实际上这问题却复杂多了。

关键是:何谓正义的开战理由?为民族自由而战显然是正义的,为国家统一而战也是正义的——如果单独看的话。可是,车臣为民族自由而战,俄罗斯为国家统一而战,正义又在谁的一边呢?当那几个车臣士兵活活割下那个俄罗斯青年的头颅时,是一个俄罗斯“压迫者”应有的惩罚,还是车臣军人的残酷暴行呢?这恐怕取决于我们从车臣的角度,还是从俄罗斯的角度看问题。在这里,正义是相对的。我的疑问是:有没有第三个角度,一种超越各方狭隘利益角度的道德共识?有没有可能,不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但同时也谴责车臣军人的暴行?

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也的确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和道德共识中的一部分。国家与国家的纷争中,对错往往很难分得清楚明白,每个国家都会将本国追求利益的行为视为正义的,不管那种利益表现出来的名字是“民族自由”,还是“国家统一”。 因此站在国家的立场看,正义是相对的。而相对的正义就意味着没有正义。然而,这种单从本国角度出发以实力拓展自身利益的丛林游戏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地区冲突中显现得很清楚了——国际间如果不能形成一种超越单个国家利益考量的道德共识作为制约各国行为的一种手段,那么仅仅以丛林法则为唯一准则的国际互动就将永远处于霍布斯所说的“战争状态”,而各国的命运必然是“孤独、可怜、肮脏、残忍、短暂的”。

这种超越的道德共识,自然就不能再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了,因为英国、日本、中国、法国有不尽相同的国家利益。这种超越的道德共识是从人的基本权利出发的,因为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法国人都是人——人权比国族权益更具有普适性。如果两个国家因为利益冲突一定要打一场,先不管谁对谁错好了,因为这有时候说不清 楚,但起码可以要求两国保证一点:不要虐待战犯。

一个跟岳飞同时代的古人可能会觉得吃胡虏肉、喝匈奴血是豪迈,因为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正义的。但岳飞的行为如果在今天上演,哪怕是为了保家卫国、维护中华统一,只怕也难受到广泛认可。这种不认可并不意味着否认“保家卫国”这个动机的合理性——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这是个正义的理由。但我们会否定这种吃人肉、喝人血的行为本身——从人权的角度来说,这是种暴行。

凡事单从其“绝对正义”的角度出发看问题的古人,或许不能理解这种从人权出发、超越国家利益的道德共识,但人权的确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世界才逐渐懂得追求的价值。我能理解古人的不能理解。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今天还有人看不出9/11是残忍的暴行,哪怕我们不从美国的角度去看。

电影The Reader,用比喻的手法讨论了这种道德共识。二战时期,这种共识还不存在,每个人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对正义的理解不会超出个人扮演的角色。一名纳粹军人认为“正义”的事,就是服从纳粹军官的命令,哪怕那意味着残害犹太人;一名为纳粹集中营工作的看守认为“正义”的事,就是尽职看好犯人,做到“一个都不能少”,哪怕这意味着犯人丧失生命。

但是当战争结束,在对战争的反思中产生了从人权出发看问题的道德共识时,上述原本“正义”的行为,就不再正义了。一件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道德语境下天经地义的事,换到后来的、新的道德语境中,可能变得罪大恶极。那么,用一个时期的道德语言去评价另一个时期、不同道德语境下的行为,是否有意义呢?

换言之,今人如果指责岳飞在“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中表现出的对人权——这个近一千后才出现的概念——的蔑视,是否有意义呢?

3

电影The Reader的场景是二战后的柏林。年轻的男主角迈克一次从学校回家时突然生病,他跌跌撞撞钻进一栋房子的一楼避雨,邂逅回家的汉娜。后者二话不说,提水来给他洗脸,又带他回家。在那个夏天,迈克跟比他大15岁的汉娜间发展出一段短暂的恋情。汉娜喜欢迈克给她念书,常常被故事中的情节打动。没过多久,汉娜不辞而别,迈克黯然神伤,他甚至还不太了解汉娜。

此后八年的人生中,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迈克进入法学院,作为法律实习的一部分,他和教授及同学一起旁听了一场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当席上背对着旁听席的被告之一道出自己姓名的时候,迈克呆住了:那是汉娜。

原来汉娜在二战期间曾做过纳粹集中营的看守。她的想法十分单纯,她需要一份工作,而集中营正招募看守,薪水也不错。于是她去了。作为看守工作的一部分,汉娜和及其他女看守每月要从牢房中挑选10名女囚送入毒气室,以为新来的犯人腾出空间。在一次押送犯人转移的途中,看守与囚犯同住进一间教堂。半夜,教堂火起,包括汉娜在内的看守们在第一时间逃出教堂,并将大门反锁。三百多个女犯人活活被烧死,只有一位幸存下来,这位女囚在战后出了自传,此刻,正在法庭做证 人。

出人意料的是,与汉娜共同受审的另外几位女看守,不约而同地否认了自己的罪行,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汉娜却对两桩主要罪行供认不讳。确切的说,汉娜不是在“供认”罪行,她只是老老实实地回答着法官的每一个问题:她的确做过集中营看守,的确每月挑10名犯人送死,的确将三百犯人关在 火海中——她很自然地承认这一切,并且毫不认为这些行为有何不妥。

连法官都觉得汉娜的态度另人难以置信。他按捺住心中强烈的情绪,问汉娜:你知道你挑出的那些犯人是被送进毒气室吗?你知道那三百个人如果不及时出来就会死在大火中吗?

汉娜当然知道。她反而对法官问出这样的问题感到不可思议。她带着不解的表情,为自己辩护着:如果不挑一些女囚去毒气室,集中营就没有地方容纳新的囚犯,那怎么行呢?汉娜越说越觉得法官的思维方式难以理解,她反问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汉娜不明白,对于一个克尽职守的看守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去处理人员拥挤的状况?她着实无法理解,对于一个负责的看守来说,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犯人在大火造成的混乱中逃跑?

对于汉娜的反问,法官当然无法作答。显然,汉娜活在不同的道德语境中。战后法庭的道德语境是重视生命和人权的。而汉娜不懂这种道德语境,电影用比喻的方式加以处理——在电影中,汉娜是不识字的。她的思维方式停留在战时,她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看守,对一个看守来说,除了尽职以外没有更高的价值。最终法庭判汉娜有罪,并处以终身监禁。

汉娜在狱中过了很多年平静的日子。迈克成为一名律师,性格却很孤僻。他结了婚,育有一女,又离了婚。汉娜始终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迈克想到继续给汉娜念书,在二人间保持某种联系。于是他用录音机为汉娜朗读,再将磁带寄去监狱。汉娜收到磁带的时候,五味杂陈,她意识到这是很多年以前和她有过一段短暂恋情的 “小家伙”。她去监狱图书馆借书,在迈克的帮助下渐渐学会了识字。她也阅读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录。从文盲变得会识字,在电影的比喻中,就是汉娜从一个看守,变成一个人的过程。她终于意识到,还有比尽到职业责任更高的价值——他人生存的权利。

识字,让汉娜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罪行。接受了新的道德语境,她再也无法容忍自己的过去。在狱中的第十八个年头,汉娜获减刑释放,却在离开监狱的前一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4

谨以此篇阐述我对道德共识的理解。没有这种共识的存在,许多事情无法解释。

I Am Legend

我對這部電影的意見也很大.
只是我不知道我講不講得清楚.
有時候一件事情讓你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
可是就是說不出所以然.
現在就讓我來做個elaborate的嘗試吧.
首先是電影的命題: what if you’re the (almost) last man on earth?
既然假設的命題, 當然不用去考究這個假設有沒有可能,
所以電影在這個命題下, 只要給出一個”還過得去”的前情交代, 就算過得去了.
可是電影裡面的交代, begs a lot of questions.
Will Smith的角色完全沒有給人一種, “he’s being there from the very start”的感覺.
相反, 他給人的感覺是病毒剛開始散播他就去了火星,
地球上的人都死光之後才回來, 並且充滿困惑: where the hell’s everybody?
然後每天播廣播要和失散的地球同胞相會.
想一下這個問題.
紐約的人一個一個被感染, 到最後只剩下他一個.
所以必然經歷了還剩下1000個, 100個, 10個, 9個, 8個, 兩個, 最後剩下Will Smith的過程.
短短時間內, 紐約的人被殭屍感染或者吃掉只到只剩下一個, 可是這1個卻安然無恙的過了三年.
也就是說, whatever has killed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other New Yorkers one by one, stopped at the last one.
到後面大概為了解釋為什麼Will Smith可以不死,
就有新的交代: 大約有1%的人對這種病毒是免疫的, 只要小心不被殭屍抓到, 就可以活下來.
可是這樣的交代讓情節更不合理.
紐約有800萬人口, 就意味著有8萬人是免疫的. 結果7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竟然都不小心被殭屍抓到了.
只有Will Smith是最靈敏的那一個, 而他也沒有任何躲避殭屍的絕招, 不過是在每天太陽下山前回家把門窗都關上而已.
所以另外那7萬多人是怎樣? 晚上跑去clubbing嗎?
還有一個不合理的地方是, Will Smith非常準確的給出一個數據: 全世界60億人, 58億人都死了, 剩下的不超過2億.
想必這兩億人裡都是各個國家統計局的人, 即使是這樣, Will Smith三年沒見到人, 也不可能知道.
所以關於前情的交代, 我個人並不是很滿意.
舉這些例子是想要說明, 這是個很不likely的situation. 整個電影的前提就是很不likely的.
或者我真正不滿意的, 其實是這些電影人為的, 刻意的, 拙劣的創造一個並不合理, 卻又絕望得很徹底的情景,
然後去肆無忌憚的挖掘觀眾心底深處的絕望, 焦慮, 孤獨, 與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