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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通识之:圣经考古》

翻开牛津通识系列之《圣经考古》(Biblical Archaeology)时,纯粹只是出于好奇。历史学基于文本,而考古学基于实物。我想知道考古学对《圣经》如何看,是否有证据支持——或是否定——某些经文?此刻,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都灵耶稣裹尸布(Shroud of Turin),我所知道的圣经考古,仅止于此。

于是这本书便极大地扩展了我的视野。作者Eric H. Cline开宗明义地说,大多数圣经考古学家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并非试图证明或否定希伯来圣经(即《旧约》);他们只是希望考察《圣经》中提到过的地域及其文化,以重塑这一地区的历史。然而,从客观上说,圣经考古学的确可以让我们对《圣经》多一些了解,尤其是对《旧约》更甚于《新约》。其原因是,《旧约》所记载的历史,跨度近两千年,而围绕耶稣生平记载的《新约》,跨度仅只有两百来年。

让我深感意外的是,本书作为圣经考古学的入门读物,虽然提到真真假假的考古学发现若干,却只字未提赫赫有名的都灵裹尸布。是它假得不值一驳?还是作者不想卷入这场纷纷扰扰的辩论中?

最初对这本书感兴趣是因为一篇博文,提到最近有香港基督徒探险者宣称进入了土耳其亚拉腊山上的“诺亚方舟”,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考古学家Eric Cline(即本书作者)在ABC电视访谈里提出质疑,同时几乎所有主流考古学家都对此表示怀疑。更有前考察队成员之一的J. Randall Price教授说这支考察队在亚拉腊山上发现的方舟木质结构疑似有心人从黑海某遗址移植而来的。香港考察队随后在网站上反驳。孰真孰假,外行人如我,概莫能辨。

另一件让我惊讶的事是,考古学至今,尚未有证据证明耶稣存在。当然,正如Cline所说,没有证据证明其为真,并不等于耶稣就不存在;谁也无法保证,下一铲子挖下去,就不会出现相关证据。或许正因为此,都灵裹尸布的出现,才造成如此大的轰动,而本书又只字不提,实在让我捉摸不透。

如果对《旧约》有一定了解,那么推荐这本书,它会很有帮助。

《狂热分子》——关于群众运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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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把《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看完,是一本有关群众运动的书,作者霍弗(Eric Hoffer)。其人生平颇有传奇色彩。霍弗出生于1902年的纽约,7岁莫名其妙失明,15岁莫名其妙复明。从15岁起,他每天花八到十个小时啃书,因为觉得自己随时可能再度失明。霍弗的大半生都与贫民和码头工人打交道,发现他们往往是最适合参与群众运动的“狂热分子”,令他终身不懈思索此课题。

2

上礼拜那个敏感的二十周年纪念日,醉钢琴老师发博文说:“对那年夏天,确实没有多少悲情感……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对一切‘群众运动’有天然的隔阂感。总觉得那年夏天的学生和66年夏天的学生是同一批人,不过是赶上的‘班车’不同而已。”

当时看了这段话很惊讶:66年的狂热分子怎么能跟89年的大学生相提并论?这是我的第一观感,也是文后不少留言者的质疑。可细想之下,66年的红卫兵们,不也同样觉得自己是有志青年?不也同样觉得自己在做高尚正义之事?这样的思考令人不安。《狂热分子》的出现让我多少了解醉钢琴的意思。霍弗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本书探讨的是群众运动共有的一些特征,不管那是宗教运动、社会运动,还是民族主义运动。”

在霍弗看来,一个为了最崇高的目的而聚合的团体,与一个专事打家劫舍的犯罪团体之间,也是有着相似之处的。他说:“所有群众运动都会激发起其追随者赴死的决心和团结行动的意愿;不管它们宣扬的主张或制定的纲领为何,所有群众运动都会助长狂热、激情、热望、仇恨和不宽容;所有群众运动都能够从生活的某些部门释放出强大的动能;它们全都要求信徒盲从和一心一意效忠。”

这样一本不分良莠,将宗教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纳粹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民主运动放在一起探讨“共同点”的书,难免有招致各方不满的危险。以中国为例,如果说左手边的群众和右手边的群众有任何共同点的话,或许就在于彼此都认为跟对方很不同。霍弗在序言末再次强调:

“为谨慎起见,在这里再补充一语大概不是多余的。当我们说所有群众运动长得像一家人的时候,我们是在分类学的意义上使用‘家’(family)这个字的。在分类学上,西红柿与龙葵属于同一科,也就是茄科。尽管西红柿营养丰富而龙葵有毒,但它们在形态学、解剖学和生理学上却多有相似之处,以致即使非植物学家也可以感受得到它们像一家人。我说各种群众运动有很多相似特征,并非暗示它们都同样有益或有害。本书既不作价值判断,也不会表现爱憎。本书只尝试去解释。”

我想,醉钢琴所说对群众运动“天然的隔阂感”,应该是针对各种群众运动的共性而言,并不能理解为对具体某个群众运动的性质所做的价值判断。这样似乎减少我的不安感。但话又说回来,看完霍弗在《狂热分子》中的点评与分析,颇觉群众运动有其天然缺陷,与最终目的有害或是有益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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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弗酷爱蒙田和帕斯卡(Blaise Pascal),《狂热分子》的结构很似蒙田散文集,同时又充满着《思想录》似的格言警句。话说任何引用都有断章取义之嫌,所以了解本书最直接的方法还是阅读原著。以下对其观点的归总,如果读来令人费解或不悦,不能排除是我转述不当的原因。

霍弗认为,容易投身群众运动的,多半都是希望摆脱自我的人。他们或者自我评价不高,或者缺乏归属感,于是希望以集体的价值来替代自身的价值。在本书第二部分,霍弗讨论了几种“潜在的皈依(群众运动)者”,他们是:穷人、畸零人、极端自私的人、面对无穷机会的野心者、少数民族(社会边缘者)、烦闷者、罪犯。他说:“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他又说:“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这话或许解释了为何爱国主义是最有效的遮羞布。

在霍弗看来,不同团体内的狂热者间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狂热者所不能妥协的是狂热,而不是他们暂时依附的理想。所以,“要一个狂热的共产者转变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或天主教徒都不难,但要他们转变为冷静的自由主义者却难上加难。”

从以上几段引文就可见,霍弗并不追求政治正确,或是客观持平。他预料到读者或有非议,于是说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料想得到,读者对这部分的论点一定会有许多异议。他会觉得,有好些事情被夸大了,而有好些事情被忽略了。但本书并不是一部权威性的教科书。它是一部思考之书,并不避讳提出一些片面的真理,因为有时片面的真理也可以开辟新的思路,帮助架构一些新的问题。白芝浩(Bagehot)说过:为了阐明一条原理,你必须夸大很多事情而又略去许多事情。”

推荐给对群众运动有兴趣的读者。

清史抄袭第一人

读萧一山的《清史大纲》,前面讲入关以前的历史,以及康乾盛世等等,都是我不太熟悉的。读到晚清鸦片战争左右,越瞅就越眼熟了。这种眼熟不单是因为对这段历史相对熟悉,而是觉得这些文字总觉得在哪里读到过。及至文中出现了这句话——“从前我们不肯给人家平等待遇,以后外国也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了”——顿时让我傻眼,我很确定这是蒋廷黻写在《中国近代史》里面的一句话。马上把当时读蒋廷黻时的笔记找出来,果然,笔记里还有摘录,蒋的原话是这样的:“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这个……萧一山是“清史研究第一人”,蒋廷黻也是研究近代史的大家。一句话雷(同)了点,应该没有关系。于是我装作没有看见。又读了半个小时,越读越眼熟,再把蒋廷黻的书拿来对比着读,这下实在没办法视而不见了。要说明的是,蒋廷黻的书成于1938年,萧一山的书成于1944年。二人曾同在清华教授历史,萧的专长是清史,蒋则专攻近代外交史。种种迹象表明,萧一山著《清史大纲》时参考了蒋廷黻的著作。但,未免参考得过头了些。以下节录蒋文与萧文对比二三:

1、分析帝国主义的性质,注意那个关于水的比喻:

“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双方均能收益。所以我们对于外国的资本应采的态度如同对水一样,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掘井取水,或开河引水;在别的时候、地方和条件之下,我们则必须筑堤防水。” p. 5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所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要看它们投资的作用和条件如何……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可以资灌溉,可以便交通,也可以泛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罢了。” p. 173-174 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2、讲到中华帝国与其藩属的关系: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朝廷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p. 57《中国近代史》

“中国虽然也是帝国主义者,有很多的属邦,如缅甸、暹罗、安南、琉球、朝鲜、尼泊尔等,可是我们对属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仅仅希望它们来朝贡,并不去干涉他们的内政和外交,更没有殖民通商的经济政策。这些属国对中国的关系也很浅,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请求册封。” p. 180 《清史大纲》

3、讲藩属之于我国防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原故。光绪七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很清楚:‘臣闻天子守在四夷……与国同休戚者哉?’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 p. 57-58

“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第二,因为国防外线的关系。如光绪七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说:‘臣闻天子守在四夷……与国同休戚者哉?’观此可知属国是代我们守门户的。” p. 181

4、还是讲朝鲜的。这一段实在是铁证如山倒,狡辩如抽丝:

“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大事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高丽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一面有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其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金允植、闵泳翊、尹泰骏诸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 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和袁世凯代练的高丽军在一面,对面有日本使馆的卫队及日本军官所练的高丽军。在中、法战争未起以前,开化党 不能抬头;既起以后,竹添就大活动起来,说中国自顾不暇,那能顾高丽?于是洪英植诸人乃决计大举。” p. 63

“这次辩论终止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大事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争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朝鲜的政局,已成两党对垒之势。一面是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后盾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闵泳翊、金允植、伊泰骏诸人,后盾是中国驻韩的庆军前敌营务处帮办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底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与袁世凯所代练的朝鲜军,对方有日本使馆的卫队及日本军官代练的朝鲜军。在中法战争未起以前,开化党不能抬头;既起以后,竹添就大活动起来,说中国自顾不暇,哪能顾朝鲜。于是洪英植诸人乃决计大举。” p. 192

第4例所属的整个章节都是这种雷人的雷同,就不一一列举了。蒋廷黻的书从鸦片战争开始,萧一山的书自努尔哈赤开始。萧一山写到鸦片战争之后,从结构到内容甚至到措词,几乎全盘抄袭蒋廷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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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8 note: 本文只做了粗浅的阅读节录比较,并未在此基础上深究,如果是我弄错了,务必请路过的同学/老师纠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