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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疑惑的事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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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河滨教堂在2015年纽约同志游行中的花车)

我看到手机上的来信提示灯在闪烁时,刚到办公室不久,正在校对一份有关老年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译稿。

滑开手机一看,是在市议会实习的朋友发来的短信。只有七个字:“Same sex marriage legal nationwide! Breaking news!”

我的第一反应是,手机又被盗了吧?怎么可能?不是各州自己决定吗?南部浸信会怎么说?……

由于意识到生命短暂,我已经很久不看新闻了。我想一条新闻如果真的重要,最终总会传到我这里。就像这条一样。

咨询了Google,这才意识到在今年四月,最高法院聆讯了同性婚姻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的案子。今早十点,裁决结果出来,5比4。同性伴侣在全美50个州都可以结婚了。

一时间五味杂陈。

1

我2002年高中毕业,到温哥华学语言。第二年,同性婚姻就在温市所属的英属哥伦比亚省合法了。

那时温市中心的Davie街就已经赫赫有名,常年飘着彩虹旗,有各种以同性恋文化为主题的商店和活动,是温哥华著名的“gaybourhood”。

在语言学校的时候,教听力的荷兰裔老师R带我们去Davie街上一家希腊餐馆吃过一次饭。坐下后不久,他就凑过来对我说,刚刚来倒水的那个服务生是同性恋。我转头去看,没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我说你怎么知道。他眨眨眼说,我就是知道。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gaydar”这种东西。

R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所语言学校附属于温哥华郊外的一所教会大学,全体教职员工都是基督徒。

R住在温哥华以东一个叫Chilliwack的小城市。每天早上开一个半小时车来城里教书,晚上又开一个半小时的车回家。我问他,你这样每天开三小时车,不累吗?他说,不累,开车的时候就祷告,很享受那个过程。

在R的听力课上,他给我们放据《路加福音》拍成的1979年版电影《耶稣》。有一次我看到他办公桌上一本口袋大小的新约全书,爱不释手。他见状当场送给了我。我从R那里第一次真正听到了福音。

我已经离开语言学校以后,R有一次邀请一位男学生去露营,叫他什么都不用准备。男学生去了看到一顶单人帐篷。那天后来具体发生了什么,当事人不愿透露细节。但他向学校投诉,还请了心理医生。于是我们只是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不久之后R就被学校解雇了。

看来R的“gaydar”也有掉链子的时候。

这件事情过去一年后,我和语言班的几个好友在市区偶然碰到了他。我们和他打招呼,站在街边聊了一会儿。R还是那么健谈而且充满活力。他的内心是平安还是挣扎,只有他的主知道。

2

我从这所语言学校结业后,去了位于郊外的母校读传播学。这里不仅全体教职员工是基督徒,而且几乎所有的学生也都是基督徒。每堂课前,教授都会带领大家祷告。每天中午都有半小时敬拜活动。

大一的日语课上,有一位叫Valerie的女生。她总是坐第一排,跟Ebihara-san互动最多。我一直觉得她哪里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来。她有女生的名字,有一头长发,也去女生的洗手间。但她的声音好粗。如果闭上眼睛听,就和男生的没有两样。

当年就有那么无知。我大概都是毕业之后回想,才意识到Valerie是变性人。要是有时光机,我很想回去采访一下她:作为一个基督徒变性人在一所保守的教会大学里读书,是种什么体验?

3

大三时我认识了台湾同学W。她是T。

我和W成了好朋友。在大学最后两年里,我们一起学电影剪辑,上“西方世界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思想家”课。我认识她的前后三个女友,其中两个都是基督徒。

W邀我去参加学生团契。她常带敬拜,她当时的女友常司琴。她们带我去本拿比的一间华人教会。W并不刻意公开自己的性向,但在认识的人中间,这不是个秘密。

我俩认识时就一拍即合,很大程度上在于她和我一样,老是纠结生命的意义。当我发现和她聊到这个话题时,她不但不觉得思考这样的事既文青又没用,还常常跟我钻进同一个牛角尖里时,我觉得能遇到这样一个朋友简直他妈是三生有幸。

我们一起读圣奥古斯丁,读祁克果,读帕斯卡。我们聊《忏悔录》里描述的时间与永恒到底是什么关系。她送我一本《伤心咖啡店之歌》。

我逐渐意识到,原来基督信仰的核心,恰恰跟这些来自深处,因身而为人所产生的疑问最相关。而不是一个人的性取向,也不是一个人对进化论的看法。

然后我就读到了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他说:在基要的事上合一,在疑惑的事上自由,在一切事上有爱心(In necessariis unitas, in dubiis libertas, in omnibus caritas)。

大学毕业后我受洗了。

4

后来我到纽约读研究所。

研一那年冬天,我在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图书馆打工,整理一批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建医学院的资料。有一天经过神学院哥特式的正门时,看到上面飘着一面巨大的彩虹旗。我怀疑自己看错了。停下来数了数,确实只有六道。

那个冬天我还发现,联合神学院隔壁的联合基督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不仅公开接纳同性恋者,而且每年六月都会派出花车参加纽约盛大的同志游行。

几乎同一时期,微博上出现一位名叫欧阳文风的马来西亚籍华人牧师。他在纽约大都会社区教会(Metropolitan Community Church of New York)服事。那是一间主要面向同性恋基督徒的教会。他大方坦诚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还发过自己和同性伴侣举行婚礼的照片。此举引来微博上一批基督徒的反对甚至攻击。

再后来我通过纪录片《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知道了第一位圣公会同性恋主教,Gene Robinson,以及在圣公会内部因为对他的态度有巨大分歧而引起的一番风波。

今年三月,美国最大的长老会(PCUSA)通过投票修改了教会章程,允许各教会为同性伴侣举行婚礼。

如果说大学的经历让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基督徒”和“LGBT”群体存在交集的话,到美国以后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基督徒内部在同性恋议题上的看法也并不整齐划一。

5

年初我在旧金山旅行的时候,接到W从温哥华打来的电话。我知道她没事不会打来。果然。她的妻子怀孕了。按照台湾的习俗,三月期满才公布。她们希望我做孩子的教母(godmother)。

我后来问已经给两个孩子做教父的墨西哥朋友,当教母有什么责任?他说,在他所属的天主教传统中,教父母是要在小孩的成长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如果亲生父母有任何意外,教父母也会接续抚养小孩的责任。

这让我感觉责任重大。这个小孩不会有一个养父,但会有三个爱他/她的妈。

最高法院的判决出来后,我短信问W有何感想。她说:“原本以為會很激動的,但現在終於發生了,卻覺得這就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路途還很遙遠,要達到不歧視不暴力不霸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掃興吧?”

不扫兴,是这样的。

全知全能全善之障

我跟朋友说,我有全职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反问:你六点以后不上班,周末也不上班,这叫什么全职?如果这样望文生义就太奇怪了。在多数现代国家的职场语境里,全职指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而不是绝对的“全”。讨论任何问题时双方要在关键词的含义上达成共识,继续延伸下去才有意义。在讨论上帝能不能全知、全能、全善之前,首先也得确定语境、视角和对关键词的定义。这里有几个问题。

小孩得了肺炎,爸爸带去医院打针。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在爸爸看来,打针可以治病,这是好的。在小孩看来呢?她可能觉得打针很痛,是一件坏事。但是成年人主导的世界并不以小孩的善恶观为基准。大人的世界观既能解释小孩感到的痛,也能看到最终的善。我们认为,等小孩长大,她就会看到成年人的理性和知识才能让她看到的全貌。

基督徒认为人和上帝的关系,就好像孩子和父亲的关系一样(所以有“天父”这个称谓)。正如小孩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父亲的一切行为,人也无法完全理解造他们的上帝。《新约》里借保罗之口道出这种局限性: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歌林多前书13章9-12节)

在这个前提下,再来看这个命题:上帝能不能全知、全能、全善?如果是讨论基督教的上帝,而基督徒又相信被造的不能完全理解那个造他的。那么,这里的知、能、善是用人的定义呢,还是上帝的定义呢?如果这个命题是要寻求终极答案,那从人不完备的视角来讨论就失去了意义。但人又不具备上帝视角。这个问题在视角这关就已经有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退一万步说,我们从人的视角试着去解读,看看会如何好了。这其实正是历代哲学家和神学家做过的事。有关这个命题各种版本的讨论汗牛充栋,最终的推演结论大致是:如果把全能、全知、全善定义为绝对的全能、绝对的全知、绝对的全善,那么上帝若存在则三者无法共存,三者若共存则上帝不存在。在解读这个结论之前,或许有必要先看一下圣经对这三个概念的定义,了解一下到底基督教的圣经是不是以上帝(绝对的)全知全能全善为“最大卖点”,并赖以为根基。

在和合版中文《圣经》里,“全能”这一概念共出现了62次,“全知”和“全善”没有出现过一次[注1]。这62次“全能”都是作为称呼出现,如:全能神/全能者/全能的神/全能的主——无一对“全能”二字给出过具体定义。通常认为最早提出“全知全能全善”这个命题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前341年-前270年)。那时候还没有耶稣,没有保罗,也没有新约圣经。伊壁鸠鲁思考的语境是古希腊的信仰语境,而不是针对基督教的。

这并不是说,基督教不相信“全知全能全善”三个词所试图指向的内容。但回到文初提到的例子,这里的“全”,不必是望文生义出来的绝对的全。基督徒的一项核心信仰是,上帝在知识、能力和善恶观上都远远大于人。圣经里充满这样的叙述。但既然圣经里没有定义过什么算“全能”,也没有出现过“全知”和“全善”这样的概念,那么我们起码可以说,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不必以上帝绝对的全能、绝对的全知、绝对的全善为前提。他只需要远远比人更有能力、远远比人知晓更多、远远比人的善恶观更完全,就足以支撑基督教的核心救赎观了。

基督徒的世界观里,世界是堕落的,人凭自己的力量无法自我拯救。就好像那个得了肺炎却不知道这有多严重的小孩。她迫切需要明白的是自己处境的危险,以及只有信靠在能力和知识上都比她更完全的父亲,才能得到医治。我们都好像是这个小孩,只是一些孩子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很可能仅仅是生物本能),选择相信父亲,跟他去治病。而另一些熊孩子却发着高烧、流着鼻涕说:“爸爸,你要是能造出一块连你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我就相信你。”爸爸是否能造出这块石头对小孩的生命有多不相关,上帝是否(绝对的)全知全能全善对于一个人的救赎就有多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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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或者说,用来表述上帝“omniscient”这一属性的“全知”没有出现过。圣经里在三处地方出现过这两个字的组合,但没有一次用于这一概念,因此排除在外。这三处分别是:

1、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约伯记 36:26)
2、地的广大,你能明透么?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约伯记 38:18)
3、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哥林多前书 13:12)

 

 

信心的一跃之目标和手段

到研究所报到的当天得知,大都会博物馆向纽约市内所有大学在读学生免费开放。几天后,我就喜滋滋的去了。到门口一摸钱包,发现忘记带学生证。我也不甘心折回去拿,就带着试一试的心态问工作人员:我是哥大的学生,忘记带学生证,可以让我进去么?工作人员打量我一下,递过来一个夹扣说,下次别忘了。

我们可以说,博物馆这项优惠政策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让学生免费进去。为此需要有一种手段来区分学生和非学生。博物馆可以选择以信任作为手段,只要来者说自己是学生,就让他们免费进去。就好像我得以进去那样。但这个世界很不完美——人可能撒谎。信任参观者说的话虽然可以让所有真学生都免费进去,但不可避免也会放进去假称学生的人,增加博物馆的接待负担。

博物馆也可以选择查学生证。这么做可以最大限度把非学生排除在外,但也可能让一些无法证明身份的学生被排除在外(卡掉了、忘了等)。从博物馆管理的宏观角度来说,更理性的选择自然还是查学生证,宁愿让少数学生自己去承担这个代价,而不是增加博物馆的负担。但这样一来,实际上达成的目标就成了:有学生证的人可以免费进去。这和原来的目标有极大重合,但又不完全一样,会在少数时候出现漏网之鱼,比如把没有学生证的学生排除在外。这是这种手段的局限。这里绝不是批评这种手段,只是指出一个虽然简单却常被忽略的事实: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任何试图实现一种目标的手段都有其局限。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科学方法”这种手段与“认识世界”这个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在“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随着科学研究不断发展,历史上对此有过不同诠释。但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波普尔提出的“可证伪性”已经成为共识。波普尔认为,一个议题首先要具备可证伪性,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中的一个议题。否则根本不是科学这种工具适用的对象。基于这个原因,在他看来,不科学并不代表不正确。只能说科学对此没有意见。

在博物馆与学生证这个比喻中,“学生证”就好比可证伪性。在参观者根本无法提供学生证的情况下,这个人的身份在这种方法面前就失去了“可证伪性”。那位工作人如果因为我没能提供学生证而不让我进去,并不能说明我不是学生,只能说明在给定的证明条件下,他无法判断我是不是学生。

如果工作人员以信任作为一种辨别学生身份的普遍原则,这显然不可行。但如果面对的只是个别例子,那么信任完全可以是一种辅助手段。那个在我没有拿出学生证却依然让我进去了的工作人员,没有严格遵循博物馆的官方验证程序,却达到了博物馆最初的目的:让一个学生免费进入。

理论上,基督信仰所要求的那“信心的一跃”,就正类似于那位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那个缺乏验证手段的时刻所面临的状况:面前这人宣称自己是学生,却没有足够的证件可以证明。他必须当下作出决定,是要相信这人是学生,放她进去,还是不信任一切不能证明自己是学生的人,哪怕她真的是学生?其实能不能让我免费进入博物馆,是件很小的事,把我挡在门外也没关系。但如果是把永恒的生命挡在了门外呢?这个抉择,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是每个人今生都要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