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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嘉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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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嘉活佛生于1950年,两岁时被十世班禅喇嘛认定为宗喀巴大师的父亲鲁本格的转世灵童(宗喀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其弟子根敦朱巴和克珠杰分别是第一世达赖喇嘛和第一世班禅喇嘛),同时按照黄教传统,担任青海塔尔寺主持一职。大跃进及文革中,他被迫进行劳改长达十六年。改革开放后,阿嘉活佛先后在青海省政协及全国佛教协会担任要职,是位名副其实的“省部级活佛”,眼见仕途平顺,前途光明,因不愿为北京单方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灵童当经师,1998年,阿嘉活佛选择了流亡。他到了美国,在Bloomington创建“西方利乐塔尔寺”并担任寺主。昨天(10/3/2),阿嘉活佛的英文自传《Surviving the Dragon》在纽约出版。今天中午,我去听了他的演讲。

去之前,听说今天的演讲将以英文进行,我很怕听不懂。上次一位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来演讲,我就听得很吃力(老实说,即使是达赖喇嘛讲话时,我也很希望他用个翻译)。阿嘉活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英文非常流利,只在诸如“茶话会”、“三大教育”、“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等词汇上略有些迟疑。跟达赖喇嘛一样,他很自然、幽默,边讲边看时间,说他怕讲得不够的话,我们不会买他的书。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分享了许多在中国时的经历,多半都已写在自传中。最令我吃惊的,是他述说为遴选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而举行金瓶掣签时的情景。

据阿嘉活佛说,第十世班禅喇嘛于1989年突然去世以后,中国政府派出灵童寻访小组,以恰扎仁波切为组长——他私底下与在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保持着密切联系。按照藏传佛教黄教的传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必须由彼此认定,因此,在1995年5月,达赖喇嘛根据恰扎仁波切提供的信息,宣布更登确吉尼玛为十一世班禅喇嘛灵童。这一来,北京就不高兴了,宣布恰扎仁波切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并判了他有期徒刑六年。与此同时,北京单方面在挑选着自己意中的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并于1995年11月29日凌晨3点,在大昭寺举行了金瓶掣签仪式。各位藏族高僧大德纷纷借故不想去,阿嘉活佛说他心脏有问题,别的喇嘛则以膝盖痛等理由试图回避这个尴尬的场合。然而北京的答复是,会给他们配备最优秀的医生,每个人都必须去。这话显然没有商量的余地。但起码,大德们都避免了成为最后掣签的那个人,北京只有选中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强巴洛珠,来进行最后的掣签。

签有三支,由象牙制作,每一支的外面套上了黄色丝套,再放入金瓶中。阿嘉活佛说,掣签结束,在回北京的专机上,参加了掣签仪式的中共官员叶小文(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于闲谈中洋洋得意地告诉阿嘉活佛及嘉木样仁波切,北京早就选定了班禅喇嘛的具体人选——确吉杰布。所以那三支象牙签的丝套中,其中一支的底部塞了棉花,使确吉杰布的签比别的都长。而他,也的确是最后被选中的灵童。(参见这段youtube视频,其中4:31至35秒的时候,强巴洛珠正把三支签放入金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一支比别的都长——事实上是唯一露出瓶口的那支;在4:52时可以看到,正是这支最长的签被强巴洛珠选出。)

阿嘉仁波切和嘉木样仁波切听叶小文这么一说,惊得目瞪口呆,但又不得不佯装镇定。虽然他们早对此过程有所怀疑,但也没指望一位中共高官会亲口向他们证实。这位叶小文先生,如果我查到的简历没写错的话,后来做过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还在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昌大学、长江商学院、韩国东国大学等做过兼职教授,并曾出版一本专著,名为《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

推荐阿嘉活佛的这本自传,给所有对西藏现状感兴趣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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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阿嘉仁波切,右为 Robert Barnett 教授,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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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 update: 唯色转载此文后补充了八条注释,其中两条为我的笔误,一处写错了嘉木样仁波切的名字,已在原文中改过。唯色的转文和注释在这里。感谢唯色!

与友人书两则

XX,

感谢分享,我对西藏问题也了解不多,大家探讨而已:)

邓小平的确说过主权问题不容谈判。但他也对达赖大哥说过,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的问题是,有关西藏的一切话题都不能谈了,一谈就说你要独立。我比较反感这样的舆论钳制。

本来西藏问题是没什么好讨论的,但从50年代至今,藏人的暴动就从没间断过。到今天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去年拉萨,今年新疆)。这其中必然有深层原因。每次都怪外人煽风点火,就好像把在中国的群体事件都载在那”一小撮黑社会”身上一样,这是避重就轻,转移视线。因为那些今天在海外”宣扬分裂”的人士,不过是当年从中国逃跑的西藏人,及其同情者而已。他们曾经也在”中国内部”,出于种种原因被逼成”海外反华势力”。

那么中国内部为何会有这样的民族矛盾?汉藏间为何不能和睦相处?双方是否对历史的理解有分歧?有没有可能是某些政策有误?我想做的是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不支持西藏独立,因为这对中国和西藏都不是件好事,但我希望能探讨的是,如何能消弭目下这种甚嚣尘上的民族对立情绪。他们觉得受到委屈吗?那么是什么委屈?……

所以对我,讨论西藏问题,并不是要质疑中国对西藏目前的主权归属,现在所有西方国家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没什么好争议的。西藏人和汉族人一样,也在同一个党的统治下,和你我一样遭受专制。他们也有感受到压迫和不公平对待的时候,那里也有贪官,也有对民众自由的非法钳制。问题是,在中国内地,群体事件普遍能获得民众同情(虽然政府会说这是一小撮人煽动的)。可是在西藏,任何群体事件(有时只是抗议苛捐杂税),都会被视为反华、要独立,导致西藏人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偶尔宣泄一下对这个政权的不满。久而久之,即使一开始并不想独立的人,也干脆开始喊起了独立的口号:反正老子喊什么口号你都说我要独立,那我不如就真要独立好了。其实共党根本就是一手造就了藏独。

至于说不断融合56个民族才是正途,窃以为这似乎过于大汉族主义了?56个民族里面,占92%以上的人口都是汉族人,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其他民族都不到总人口1%。所以听起来民族融合是56个民族”互相融合”,实质上,在人口分布严重不均这个基本事实之下,只是55个少数民族变得越来越汉化而已。汉族人当然普遍不会对此有什么意见,但少数民族就不一定了。汉民族主义者视中华文化为骄傲。大部分对自己文化有深厚感情的人,都不会乐颠颠跑去被别的民族同化,西藏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如此。或许我们会觉得,汉文化比藏文化更先进。可是传统的藏族人也会觉得活佛的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这都是相互的。

我不太同意唐老的这个观点。从元朝开始,西藏虽臣属中华帝国,却自来与中华帝国的汉人行省有别。朝廷对待边疆民族聚居地与内地省份的政策向来是不同的。而且西藏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政府系统,中华帝国对其的统治十分宽松,远不似统治内地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中华帝国(特别是由外族建立的帝国,比如蒙元和满清)能够与边疆少数民族保持那么久的友好关系,而满清一旦分崩离析,从前的边疆就开始与内地新政权脱离。

毛的自治区,实质上早就是个”省”了,这么多年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把手一直是汉人充当,自治根本无从谈起。这也是西藏人今天闹独立的根源之一。因为西藏虽然自元朝就臣属中华帝国,却向来是自治的,今天却连那种自治的权利都给剥夺,却是只在四九年以后才出现的状况。

而party狡猾之处就在于,很多promise都只是写在纸上的,对内的许多施政方针,从纸上看都很好。比如宪法上说,你我都有言论自由。所以不明真相的群众看到有人在”争取言论自由”,或许会觉得这人没事找事,闹腾社会不安生。为什么呢,因为宪法上写着,你已经有言论自由了,为什么还要争取,这不是闹事是什么?

而我觉得西藏的问题就是如此,实质上压制得很,但纸上却写给国内外的人说,西藏已经自治了。这样当有西藏人不满于现状,希望国家能兑现诺言,实现真正的自治时,政府就反咬一口说对方是要闹独立。

拙见。

Xiao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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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谢谢你的回复。

我说”大汉主义”或许有些言重了,不好意思。不过我很怀疑,是否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来衡量民族的大小,或等级的高低。我相信希特勒心中就给民族分出了高下,他也觉得”低等的”民族之消亡实属必然,所以采用了更暴力的手段加速这一进程――尽管犹太人明明就觉得自己才是世界上最高等的民族,是神亲手拣选的。当然,从人口来说,民族的确可以分出大小,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文化从前的确是亚洲文化的中心,对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但是从历史的进程看,日本和韩国(人口远小于中国)最终却并没有被大汉族”同化”。相反,大和民族后来还觉得自己应该来同化一下这个落后的汉族民族,建立一个由他们领导的东亚共荣圈。此举不但没有被这大和民族心目中的”东亚病夫”所感激,却激起汉人的民族情绪。

我想说的是,民族融合应是自然的过程,应该是建立在各民族都希望彼此融合这个前提之下的。如果藏人向往汉族人的文明,并自愿被汉人同化,那就无可厚非。如果是汉人政权通过各种政策去”催化”这一进程而忽视藏人的想法,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老实说,每个民族多少都有些自我中心。我们觉得汉族人口多,文明璀璨,是个高等民族,可以去同化别族。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信佛教的藏族人,他们却不见得瞧得起这个人口众多却没有信仰的民族。这就回到你说的沟通问题:汉人心中的想法,也是新疆人和西藏人的想法吗?

我觉得我们今天过于将西藏和新疆问题国际政治化,将其视为中国与某些西方势力角力的舞台,但这样却完全忽略了藏人和维吾尔人的声音。如果说西藏人和新疆人也渴望民族融合,那么是不是由他们来驳斥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人更为妥当?可是新疆从7月断网至今没有解除,反击西方观点的,只有汉族人的声音,仿佛这个国家只是汉族人的一样。

如果唐老的意思是说大家一家人,好说好商量,那其实就是邓小平当年那个意思,也是胡耀邦1980年去拉萨讲话时传达的意思。达赖至今赞许邓的姿态,但邓的接班人们,或许出于各种各样的战略考量,就更加不妥协了。你说得没错,希望老板加薪,当然是好言向他陈情,不会拿跳槽相逼。问题是,假如你一直保持好说好商量的态度,而老板抵死不肯,还百般给其他员工造谣说你是”批着羊皮的狼”,那么你还会想为老板工作吗?我觉得关于西藏的问题,就涉及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到底那些寻求藏独的人,是受害在先,才被逼要独立的,还是如共党宣传的那样,吃饱了没事情干要独立。

因为如果西藏人吃吃饱了没事干要独立,或许强硬打击还算有理可循。可是如果他们是受害在先,被迫寻求独立的,那么重点就是要和解,要釜底抽薪,而不是继续压制打击他们,让他们更坚定其独立立场。

推荐两本书,不知道你看过没,都是王力雄写的。一是他的《天葬》,讲西藏的,二是《我的西域,你的东土》,讲新疆的。我觉得写得很不错,反思了一些汉人惯有的想法,值得参考。

祝好

xiaoxiao

扎西次仁:西藏是我家

扎西次仁先生于1929年出生于西藏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一生经历传奇。十岁时,他被西藏噶厦政府选中,进入达赖喇嘛的仪仗歌舞队。年少的他向往能够识字读书,发现西藏传统社会不重视教育,精英阶层都被贵族和僧侣垄断,像他这样的农家子弟缺乏能改变自身地位的空间。于是在服役期满之后,他为接受更多教育而去了印度,又经印度去了美国。在此期间,西藏被党”和平解放”,正式成为新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六十年代初期,扎西次仁在华盛顿大学念研究所,其同学包括后来著名的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以及若干逃离中国的西藏贵族。向来希望西藏能迈入现代化的扎西次仁,并不认为中国对西藏的影响是件坏事,他知道旧西藏迟早需要改变,由汉人来促进这一过程未尝不可。

于是在1966年,这个最完美的时刻,不顾所有美国同学的反对,扎西次仁执意要回中国西藏。他先设法去了古巴,又从那里搭船去中国。五十七天的海上航行以后,扎西次仁抵达广州,发现一切都不是他想像中那么简单。边境公安将他扣留了三天,接着直接将他送去了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接受师范培训。每天都有没完没了的政治课程,与他在美国接受的教育方式截然不同。

此时的中国越来越左,红卫兵的口号越来越响亮,扎西次仁很快就应声被捕,等待他的是六年牢狱之灾。被捕时距离他回国仅仅一年而已。1973年,扎西次仁获释,但依然背负着臭名声,因此生活拮据。1978年,伟大光明正确的毛主席去世,扎西次仁和当时许多遭受迫害的中国人一样,在心里偷偷乐着。同年底他获得平反。此后他将心血倾注于编著第一部藏汉英字典之上,并在胡耀邦访问拉萨之后为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中肯意见。其后扎西次仁在拉萨大学执教,于八十年代末退休。之后专注于在西藏乡村的兴学事业。

九十年代初期,扎西次仁重新联络上自己曾在华盛顿大学的同学,戈尔斯坦。戈氏其时已是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人类学系主任,身兼数个研究项目的主持人。扎西次仁请戈尔斯坦帮助他写一部个人传记,后者慨然应允。

接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部出版于1997年的,扎西次仁先生的传记,名为”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本书由同为扎西次仁及戈尔斯坦同学的杨和晋先生翻译成中文,由香港明镜出版社于2000出版繁体中文版,名为《西藏是我家》。2006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在杨和晋先生的译本基础上做了政治删节处理后,也推出了简体中文版。

推荐这本书的英文版,从中可略窥,当年那些最同情共产党的藏人,后来有着何等命运。

(北京版的删节处理也十分有趣,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