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向人士的正确打开方式

夜里十点,完成一个持续数周的项目,把文件发给在异地的合作人。他很快回信说,谢谢你,我们可以再通一次电话吗?我放下刚打开的一瓶庆功啤酒,查了第二天的日程,考虑了我几点会在哪里,打手机好还是办公室电话好,然后和他约定在中午12:30和1:30之间打办公室电话。我有点纳闷,他说文件已经发给客户了,还能有什么事需要电话聊呢?

第二天一上午都处于等待状态,小心地不让自己被卷入任何一件可能会让我在约定时间段不在电话机前的事。12:33分,办公室电话响起。“你好,我是潇潇。”“潇潇,我是Kevin.”“Kevin,你好。”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可能是因为通常处于我这个位置的人都会在这个时候试图寒暄两句。但他不知道我是寒暄克星。“我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感谢你一下,我人不在纽约,所以只有电话了。”其实还有邮件,我想。而且你昨晚已经道谢了。原来只是打来走完一个社交套路啊。心里忍不住缓缓燃起了天然煤矿里那种并不猛烈,但蔓延不绝的火焰。一通跟我们昨晚的通信并无本质区别的道谢和不用谢的废话之后挂了电话。屏幕显示通话时间一分五十三秒。

道理我不是不明白。道谢最好当面,其次是电话,最次是写信云云。但还是忍不住觉得,我排除万难安排时间,你就给我说这个?尽管Susan Cain写的《Quiet》已经出版四年,她掀起的“安静革命”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但这个社会的各种套路依然没有考虑内向人士。我觉得不能再等待消灭世界贫穷、种族歧视、女性歧视、LGBT歧视后再来关注内向人士了。我决定放下“这样会不会太自我中心啊”的自我怀疑,推广一下(这只)内向人士的正确打开方式。

内向人士往往精力有限,在乎效率。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每次在微信上和我说话的标准开头是,“在吗?”我看到之后,就必须回一句,“在”,然后他如果也在,才会把他想说的话打出来。我跟他说,在我能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就表示我已经在了。你想一想是不是。如果你一开始就直接把下文说出来,我看到的时候就可以回了。这第一步完全可以省略。朋友大笑说,好有道理。但作为一个外向又不上心的人,他还是忍不住会和我这样起头说话。我在心里抓狂之余,也无可奈何。

微信里第二件令人抓狂的事是语音。文字随时可以看,还便于查询。语音却不行。如果你在上班,或者在某个安静的地方,就要先找出耳机才能听。而且不能查询。语音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我可以接受。一是我们正在全神贯注地进行一场谈话,中间你觉得打字不方便穿插了语音,此时微信是面谈的替代品。二是你是个长辈。

因为我精力有限在乎效率,就往往以为别人也是。然后摔得很惨。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且叫她曹教授。性格外向。有一次我们要一起去上西区另一个朋友家晚饭。那之前我们已经一个夏天没见。她给我发短信说,我们去之前先去屋顶酒吧喝一杯吧。我当即翻开行程,考虑了一下那天几点下班,已经跟朋友约的晚饭是几点,去她家要多长时间等等,认为可行,于是说好。“去哪个屋顶?”我问。“还没想好。”她说。那你想好了告诉我,或者去我单位对面那个,我今天五点半下班,我说。她说好。过了八分钟她发短信来说,到时候看吧,我还在布鲁克林的牙医那里,不然我们还是直接去好了。我的瞳孔开始放大,头发开始冒烟,“感情你是在诊所里突然就想到了这一茬其实并没有任何计划是吧”。她说是的。

对朋友尚且如此,对陌生人就变本加厉了。有一次跟一位网红朋友聊到微博上的陌生人来信。他经常收到,回则花时间,不回又显得高冷。他问我会怎么办。我说有的会回,有的不会回。“有什么标准吗?”他问。我一下想不出来,起码在我选择性回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这个问题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回头查看了自己的回复记录,发现规律其实非常明显。回了的,都是那种上来就把他们的需要直接表达出来的。有人会分享自己的事,寻求见解,有人觉得抑郁,需要开导,有人要问一个翻译相关的话题,还有人就是表达说喜欢你的某篇文章(真的不是暗示什么)。他们往往会先提供足够的信息,让我看到的时候知道怎么办。没有回的,是那些我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的。这些开头通常是,“你好”,“在吗”,“可以聊一下吗”。或者是要求明确,但我觉得无法满足的。比如“可以帮我翻译这篇文章吗?”“可以一起学习英语吗?”“我碰到翻译问题都可以问你吗?”对于后面这一类陌生人没有回,是因为这不是三下五除二就可以解决的事,而是索要一张长期优惠券。然而我们并不认识。他们可能是玫瑰花,但在我们成为朋友之前,就只是玫瑰园里长得一模一样的玫瑰花,跟我没有什么联系。

他人的时间是一件礼物。不管获得还是给予都是。在我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我只能优先把这份礼物给我身边的人。

对于陌生人,我是有种天然恐惧的。微信上一直希望坚持的原则是,只加认识的人。朋友圈里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微博上无法吐槽,只能写去那里的东西。我不希望被陌生人看到,也不想每次发点什么还要小心翼翼地分组。这种心态近乎偏执。几周前有陌生人发来好友请求说,XX组织的人把你的微信给我的。我一看就纳闷了,通过这个我参与的非营利组织我的确认识了不少朋友,但我想不到有谁会不先问我一下就把我的微信给他人。于是我做了一件部分出于内向,更多出于强迫症的事:挨个问。从晚上到早上,都说不是自己认识的。最后有一个朋友说,可能是你在某些群里,然后群里没加好友的人把你的ID给了别人。这样一想就合理了。起码不用拉黑一个朋友。

跟陌生人一样令我害怕的是很久没联系的,突然在社交媒体上重逢的中学同学。咱摸着良心说实话好了,同学和朋友不一样。朋友是你在人生当中主动选出来的,通常有相似的价值观和兴趣爱好。你们有得聊。同学则是当年在特定境遇下共同度过难关的一帮人。好像和一群陌生游客被困在荒岛三年然后获救,各自继续人生之后重逢。你们的情谊会非常深,但你们之间能聊的,永远只有那三年。还是有同学后来成了朋友。但大多数情况下碰到老同学,聊天的套路我10秒就可以全写出来:你在那边还好吗?拿到绿卡了吗?房租多少钱?美国菜吃得习惯吗?什么时候回国?一个人吗?(最后这个问题连我妈都放弃了也只有老同学问得出来)。我多么希望每次都能诚恳地告诉对方,我们能不能跳过这些,直接说你有什么事。如果没有事了,咱能不能回到该干嘛干嘛,平时并不聊天,但看到彼此的朋友圈状态时会说句“哈哈哈”或者点个赞的正常状态?

内向人士对于没来头也没目的的话,无意义的寒暄,往往很不感兴趣。真的,如果我们之间只有天气可以聊,我宁愿沉默。

即使是有意义的话,比如我的合作伙伴极力想要表达的感谢,其信息本身也比传达的方式更重要。当他在邮件里说谢谢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了。完全没必要耗费我的精力,只为给我一个语音感谢。

如果说性格就好像手机硬件,后天学习则好比各种应用,我确实可以因为这些应用增加乐器、计算器、秒表等功能。但归根结底我的出厂设置还是一只手机,你硬要拿我当豆浆机用,我只能说,臣妾做不到啊!

他人即团队

1

九点十五分,大部分人已经吃完早餐落座。我走到会议室后面续了一杯咖啡,拿了一小盘水果,回到座位上。教员站在会议室前方。她四十岁上下,亚洲面孔。“那我们就开始吧。”话音刚落,她的两个助手已经把三个大盒子放在三张椭圆形会议桌上。“现在每张桌上有一盒积木,今天的第一个任——”

教员的话被砰的一声响打断,所有人望向左侧的会议室大门。一个红发女人的庞大身躯从门缝里挤进来。她穿一身布满橘色花纹的连衣裙,右手上挎着一个黑色大包,上面有两排金色铆钉。刚刚的声响是她包上的铆钉撞到门的声音。

“这是‘团队管理’培训吗?”红发女声如洪钟。“是的,请进,”教员说,“我们刚刚开始。”

红发女环视会议室,寻找自己的名牌。此时三张会议桌边只剩下我右边这一个空位。我和她四目相对时意识到,她就是“采购部的卡门•冈萨雷斯”。我的胃里开始翻腾。

2

工作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团队合作是我的弱项。一个人做事情我擅长。事情没有意见也没有情绪,任我摆布。而他人不仅有意见也有情绪,甚至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当我发现,团队合作的目的原来不是要把他人的思维方式变得跟我一样以后,我就不知道该把他们怎么样了。

几个月前,我换到一个需要带领团队的职位上。伊恩对我说:“你看一下人力资源部有没有团队合作方面的培训,也许可以让你在这方面做得更加优秀。”好像我已经做得很优秀了似的。我欣赏他说话时总想照顾别人情感的善良,但对于一个认为工作中他人和自己的情绪都是噪音的人来说,他的婉转措辞更多时候让我觉得,又花了两个卡路里去揣摩你的言外之意,累。我要是我的上司,会对我说,“你在团队合作方面需要加强”。诚实,直接,又不给人错觉。我自己听了还会很高兴。

然而遗憾的是,我的上司不是我,我的下属也不是我。

3

卡门在我右边落座后,我看到她的头发靠近发根的两寸是黑的。她的每块指甲盖上都有一块斑驳的绿色,好像露出水面的珊瑚礁。卡门把她的铆钉包放在我俩中间的地面上,对我一笑。我也回以微笑,同时感觉到硕大的铆钉包倒在我右脚上。卡门完全没有察觉。我悄悄俯身把包扶正。

教员继续说,“今天的第一个任务,请每桌上的人合作,用积木搭出最大的建筑。现在开始。”

我朝桌子中间的积木走过去。最靠近积木的棕发女生说,“我们先给积木分类吧。”我迟疑,心想这样应该会花掉很多时间。但没有说什么。她对面的短发女生说好,组员们就把积木按大小、形状和颜色分别开来——

“时间到。”教员说。

我抬起头来。左手边的会议桌上,积木搭起的建筑已经超过了一个站着的人,大大小小的木块混搭,毫无章法。右边那桌的建筑稍矮,也是混搭,有点倾斜。我们这桌的建筑只有一个红色的正方形地基和四根同样长短的蓝色矮柱。

“各组说一下你们的方法吧。”教员说。

左右两组说,喊开始之后组员就七手八脚地搭,拿到哪块放哪块,重心不稳时就补一块。棕发女生代表我们小组说:“是我提议先给积木分类的,结果花了太多时间计划,没有足够时间执行。”我想当时对这个方案有疑问的应该不止我一个,但大家都没有说什么。棕发女生第一个开口之后,就被默认为领导。

“这是一个热身,我们还会做一些这样的练习,”教员说,“请大家注意你自己是如何参与决策的,还有你对最后的结果是否满意。”

卡门自始至终没有参与积木的搭建。教员叫大家把积木收回盒子里时,卡门站起来给盒子正面拍了一张照,转头对我说:“这积木很好玩的样子,我要给孙女买一盒。”

4

“这是一个全天的培训,中午会有送餐服务。”教员说,“之前让大家做了MBTI性格测试,没有公布结果。今天会用分组活动的方式公布。团队合作的关键是懂得怎么跟不同性格的人相处。”

“请大家把手机调到静音,准时到场,参与讨论。”教员停顿一下,“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会议室里一片安静。

“还要发言。”卡门大声说。

我控制住正要往上翻的眼球,那不就是“参与讨论”的意思吗?

“对,还要发言,”教员面不改色地接下去,“这点大家有异议吗?”一些人摇头。

我很羡慕教员这样的人。

5

会议室前方的屏幕上出现一张幻灯片,所有人的名字分列在ABC三栏里。“请大家按照分组走到有相应标记的白板前。”教员没有解释分组标准。

我的名字在A组。我走到指定白板前。我看到卡门在B组。

屏幕上出现下一张幻灯片:“今天是你的生日,你会怎么过?请写在白板上。”

我们小组的成员互相看了一通。离白板最近的女生拿起一支绿色的笔说,我来写吧。接着其他人就一人一句说起来:开瓶红酒,看Netflix。跟先生一起吃饭。约一两个亲密的朋友,我说。给自己放一天假,去近郊走走。回顾过去一年做的事,然后写下来。跟家人吃饭——

教员叫停。我们组的人应声而停,其次是C组。B组的人还在激烈讨论。教员又说了两次时间到,B组才渐渐安静下来。

“大家先看一下各组写在白板上的答案。”教员说。

B组的白板上写着,吃饭,clubbing,开生日派对,跟朋友去酒吧。C组的白板上,第一行写着,开生日派对,第二行又写着,no surprise party。

“你们是按照MBTI性格测试的第一个维度分组的。”教员说,“一组内向,一组外向,一组介于中间。”我看了一下三块白板,C组应该是居间组。

“这个维度决定你获取精力的方式。内向的人,精力来自自身,外向的人,精力来自外界。你们看看从A组和B组散发出来的气场就不同。”教员说。

的确如此。讨论的时候,B组那边就好像围着尼亚加拉大瀑布。A组这边则平静如纳木措。这时候我注意到,现场一共五个亚洲人,四个都在A组。

“小组会议里,外向的人倾向于想到什么说什么,边说边形成观点,”教员说,“内向的人往往觉得这是种噪音。”我点头如缝纫机。

“内向的人更喜欢想好了再表达,可能在别人讲完一句话两小时后才能想到最完美的回复。”我身边传来会心的笑声。“我懂是因为我也内向。”教员说。

“我有一个问题,”卡门举起手,“要怎么样跟性格软弱的人相处呢?”

一件貂皮大衣掉进纳木措。

“我的一大困扰就是,”卡门继续说,“我很外向,我常会说一些话给人造成误解,尤其是跟性格比较软弱的人相处时。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别的意思。”

所有人都看向教员。“这样的自我反思很好。”教员的语气温和,“不过我建议在措辞上要谨慎。性格无所谓软弱,这样说就是给跟你不一样的人下判断。我很高兴看到你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培训就是希望让大家更好的认识不同性格的差异,找到合作的方法。”

貂皮大衣被捞走,纳木措艰难地恢复平静。

6

我们按照幻灯片上的指示分成新的三组。屏幕上出现一幅杂乱的画,停留15秒之后消失了。“请把你们看到的东西写下来。”教员说。

我回想脑海中的画面。有一个面色红润、身材饱满的大胡子男性,穿着欧洲服饰,手上操纵着一男一女两个木偶。木偶的身后,本应是男子胸前的地方,是一片田园风光。男子身后的木梁上挂着一只死鸭子。

小组成员补充了更多细节。有人说画框上有字,左下方有一盏蜡烛。“后面挂的是死鸭子吗?我觉得是死鸟。”一个人说。“我看到的是死鱼。”另一个人说。我说,我确定是只死鸭子。又一个人说,我也看到了鱼,但好像是活的。执笔的组员在白板上写道:“鸭子/鸟/鱼(死活?)”。

“风格像文艺复兴。”一个人说。我觉得不是。“像十七世纪荷兰风俗画。”我说。执笔的组员在白板上写道:“文艺复兴 /十七世纪荷兰风俗画”。教员说时间到。

“这是MBTI的第三个维度,实感或直觉。”教员说,“这个维度代表你吸收信息的方式。实感的人认识世界时,倾向于吸收真实具体的信息,他们注重细节和事实。”教员指向我们的白板。

“而直觉的人倾向于看到全局。他们更容易捕捉到规律和事物间的关系。”教员指向另外一个小组的白板。上面写道,一个男性,可能是国王,看上去有智慧。整幅画感觉平静,安宁。

“你们能想象这两种人一起讨论事情吗?”教员说,“一边只关注画面带给人的整体感觉,另一边却在纠结到底是死鱼还是死鸭子!”大家笑。

“如果你是实感型,要提醒自己退后一步,看一下大图景。如果你是直觉型,要提醒自己上前一步,看到具体细节。”教员说。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教员问。

我把问题硬吞了下去。但身边的女生没有忍住。“所以,”女生问,“到底是死鱼还是死鸭子啊?”

7

“下一个维度是思考和情感。”教员说。这次我们没有分组,回到各自座位上。我把右手边的纸咖啡杯往左边挪了挪,同时感觉到铆钉包又倒在了我右脚上。

“这个维度体现你做决定的方式。思考型的人更依赖逻辑,较少考虑情感。情感型的人更依赖个人价值观,注重和谐。”

“思考型的人要知道,”教员说,“有些情况下,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然后去处理这种情绪,可能比使用逻辑能更有效的解决问题。”

我突然想到去年跟男友吵过的一次架。那一周我俩都只有周五晚上有空,约好了一起吃晚饭。然后一年见一次的初中好友从德州来纽约出差,也只有周五晚上能吃饭。我发短信跟男友改期。他先说好,后来又说,but I’m a little pissed.

“This doesn’t make any sense.”我说。

“What?”

“Pissed is a strong word. You can’t be ‘a little pissed’ any more than you can be ‘a little pregnant’.”

“That’s how I feeeeeel.”

“Pissed already means ‘very angry’, are you telling me you’re feeling ‘a little very angry’?”

然后他叫我get off your high hose。我说是high horse吧。我们吵到午夜以后,我觉得这人真是不可理喻——

“你喝完了吗?”我转头看到卡门指着我的咖啡杯。我条件反射地答,“喝完了。”她把我的纸杯拿起来,叠进她的空纸杯里,又把我的空餐盘叠在她的空餐盘上,起身朝会议室后的垃圾筒走去。我愣了一下,在她离开视线之前追了一句谢谢你。

8

新一轮分组。屏幕上出现题目:“你决定去旅行,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所在的组炸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请假,找代班的人,选目的地,查天气,订酒店,买飞机票,列行李单,计划每日行程,如果出国的话打预防针。我插了一句,办签证。没有人响应。我想起来他们都是美国护照,但还是佯装前卫地说,“万一去安哥拉呢?”执笔的女生勉强把签证写上。教员说时间到。

“这是MBTI的最后一个维度,判断或者知觉。这个维度体现你做事情的方式。判断型的人,做事喜欢有计划。”教员指指我们组,让我们说一下讨论结果。执笔的女生解释了白板上用三种颜色的笔工工整整写下的待办事项,又自由发挥了她心目中一个完美的每日行程应该长什么样。我看到左前方B组的四个人很冷静地听。他们的白板上有两行歪扭的字,我没看懂。等我们组说完了,B组一个男生说,我都不想去度假了。教员问,那你们知觉型的人是怎么计划的呢?

“知道去哪儿就行了,到了再看要做什么吧,go with the flow.” 男生说,他身边的组员或耸肩,或点头。

“啊 ——,”我回头看,我组一个长发女生惊恐地捂住了嘴。她身边的女生安慰说,没事,没事,你又不用和他一起旅行。

9

会议室后面传来锡箔纸从容器上分离的声音,午餐来了。教员宣布休息四十分钟。空气里有根弦松了下来。大家纷纷起身,一些人离开了会议室,一些人排队拿午餐。我走到后面拿了一个三明治,一瓶气泡水,回到座位上。

教员把每个人的MBTI结果发下来,一共十页的报告。我第一次做这个测试时在读大学,后来又做了很多次,每次不是INTJ就是ISTJ。这次的结果是ISTJ,其中S(实感)得分较低,另外三个维度,内向、思考、判断,得分都爆表。教员说,在一个维度上得分越高,说明你在这方面的倾向越明显,不代表你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只是改变起来可能会更困难。

“我们医院在扩张。”卡门说。

我从报告上抬头,看到她在和我说话。我回想了这句依然漂浮在空气里的话。陈述句,没头没尾的。完了,她想聊天。此刻我多么希望我是个健谈的人,比如我左前方那个嫁给了阿拉伯人的白人女生。她一直发言积极,说的东西也有趣。我相信她是那种,哪怕你对她说一句“核桃”,她也能优雅地接下去,讲出一个她跟核桃的故事的人。故事里有起承转合,会让人笑,结尾会恰到好处。但我不是她。我实在不知道“我们医院在扩张”的下一句应该接什么,以及这样看不到边际的闲聊意义何在。午休这四十分钟里,我只想专心吃我的火鸡三明治,读手机里的《洛丽塔》。但是以前在心理学课上听过,外向的人找不到人说话会郁闷,就像内向的人被强迫说话时生不如死一样。卡门这一句话,让我们陷入了“你死我活”的僵局。我尝试打开闲聊模式,却好像鬼压床一样,清醒的意识拼命指挥身体,身体却完全不听使唤。也许空腹时的微弱精力,只够我做自己。我知道你想说话,卡门,但是对不起了。

Ok, 我说。卡门没有再说别的,低头吃她的沙拉。

10

下午是组员轮流练习主持会议,然后互相提意见。两点的时候休息了十分钟。我起身晚了些,走到洗手间门口时外面已经排起了长龙。这次参加培训的人有25个,其中24个都是女生。我只有认命排队。

会议室里又冲出一个卷发女生,一看这阵仗,说,“要不我们用男生的吧?”我和另外三个排在后面的人看向她,都没有说话。我觉得这真是个馊主意。又不是在偏僻的国家公园里。这可是一家规章制度森严的研究机构,被人力资源部知道了搞不好就是“性骚扰”,何况我们正在人力资源部。

我再看这个女生,上午没有跟她同组过,说明她是外向和不爱计划型。也许是一上午的活动让我略微松弛了对他人本能的怀疑,脑海里出现一个念头:反正今天就是来学习的,不如体验一下她的人生好了,看看会是怎样。一横心,我说,我跟你去。然后另外两个女生说,我们也去。

卷发女生带头,我们朝男洗手间走去。经过人力资源部的前台时,卷发女生想起了什么,走过去问,我们女生太多,可不可以用男洗手间?我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看着,心想,这个体验看来刚开始就要结束了——问人力资源部的人可不可以用异性洗手间,就好像问警察可不可以横穿马路一样。果然,前台说不行。我转身要回去。

“但是,”前台指指走廊尽头,“那边还有一个员工洗手间,密码是2451。”

我不敢相信眼前的反转。一件明显行不通的事情,硬要去做,结果由于意料之外的因素,出现了完美的结局。作为一个爱计划的人,我更重视可知的事,却忽略了“未知”能起到的作用。我一边朝走廊尽头小跑过去,一边兴奋得像浴缸里的阿基米德。

11

五点,培训准时结束。大家互相道别,说一些客气的话。我收拾好笔记,推开会议室的门,松手之前往后看了一眼。卡门在我后面。我为她撑住门。她说谢谢。我俩并排朝电梯间走去。

我想了想,对卡门说:“是因为你看到采购部买了很多东西吗?”

“什么?”

“你说医院在扩张,是因为你们部门采购了很多东西吗?”

“就是啊!”卡门两眼发光,“这半年买了好多医疗器材,又添了新的合作厂商,合同处理不完,SciQuest又一直出问题,IT弄了半个月也没解决,听说过两个月会收购一家医院……”

卡门以每小时一百二十英里的速度奔向泄洪闸。我感觉好多了。有时还是得勉强一下自己,尽管我无意也无法改变内向人士两小时后才会想出完美回复这个现实。

胡安的世界

1

胡安来面试的时候,我并不喜欢他。

这是我们团队第一次直接从这所纽约公立学院招实习生。主意是学院提出来的,实习生的酬劳也由他们支付。我想,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周内收到二十多份简历。这份实习职位唯一的硬性要求是会一门外语,更重要的是软性技能,比如良好的沟通、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我一份一份简历读下来,大部分人的工作经历都是刷盘子、开货车、送批萨之类。没人有过在办公室的实习经验。我发邮件对伊恩说,只有一个想见,其他都不适合,等下一批吧。

伊恩把我叫进办公室,问,你了解这所学院吗?我说不了解。他给我解释了这次合作背后的潜台词。“他们希望项目上有我们的名字,我们也希望更接地气。”伊恩委婉地说。我们所在的这家非盈利研究机构里,一堵墙要是倒下来,会砸到一群白人、常春藤毕业生、博士和医生。这种成员结构对一家地处纽约的单位来说,是脸上不大不小的一个疮,领导整天想着要怎么治。然后这个直接从公立学院招收实习生的项目就掉在了伊恩的大腿上。他叫我“调整”筛选标准。合同上约定必须收齐四个实习生,我预感这批实习生来了以后,我可能会比没有实习生时更忙。所以天下终究还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放弃原有标准后,只看简历就没什么好选的了。我干脆提议按简历提交顺序挨个见。伊恩仍然希望我能有所筛选。我说,那你告诉我,两个大三学生,GPA都是2.4,一个在皇后区餐馆做服务员,另一个在布鲁克林送外卖,挑哪个?伊恩和我在几乎一切项目上的分工是这样的:我负责做跟这个项目有关的一切事,伊恩负责对这个项目负责。好在伊恩是聪明人,为了保持我的斗志,绝少在我认定的事上说no。反正实习生来了之后每两分钟就会去骚扰的那个人是我不会是他。伊恩最终同意原则上每个人都见,直到选出四人。

胡安是我安排的第一个面试,也是我在放弃标准前就想见的。他在一批乏善可陈的简历中脱颖而出,他的GPA 4.0。

两天后,我从前台接到胡安,带他穿过迷宫一样的楼层,走进最里面伊恩的办公室。胡安穿着有褶皱的白衬衫,牛仔裤。他的皮肤黝黑,睫毛又长又卷,有拉丁人典型的深邃五官。胡安在伊恩对面坐下,脸上挂着腼腆的笑容。我关上办公室的门。

伊恩停下手上的工作,抬头对胡安礼貌性的一笑,然后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说,“Tell me about yourself.”

胡安说他15岁从秘鲁来美国,现在主修心理学,大三,想去医学院。伊恩问,你知道我们部门是做什么的吗?胡安摇头。伊恩又问,你来之前有google过我们吗?胡安摇头,难为情地说,“其实我很少上网,使用技术这方面都不太行。”难怪GPA 4.0,我已经勾勒出胡安的大概。

“你有空的时候喜欢做什么?”伊恩问。他爱问人问题,尤其是跟眼前任务不相关的问题。伊恩本科读的人类学。

“我喜欢读书,纸书。”胡安一边说,一边用右手做出翻页的动作,生怕面前这两个用过VHS和随身听的人不知道纸书是什么。“我希望能多花些时间写作。”

我看向伊恩。他不动声色。伊恩爱读书。伊恩有宏大的文学梦。我当年偶然得知这件事后,送给他英文版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奔五的人了,他终于在两年前用西班牙语写完第一本自传体长篇小说,但是没有勇气出版。他说,如果没有人看,他受不了。如果有人看,他更受不了。

胡安继续讲。他每周要去哈林区一个工地开车赚生活费,他这学期修了两门生物课,他想把专业换成生物学。胡安的英语几乎没有西班牙语口音,但每个字都跟上一个字黏在一起,仿佛不把上一个字紧紧抱住,下一个字就没勇气出来似的。我很想拿耙子在空气里耙几下,再把散落的字收集起来重新组合。没有讲多久,胡安的额头上就冒出斗大的汗珠,在四月天,有冷气的办公室里。

伊恩突然松开抱在胸前的双手,放下二郎腿,拉出一张纸巾,倾身递给胡安。“擦一下吧,我也爱出汗。”我在这里工作了三个夏天,从没看到伊恩出汗。

换伊恩解释这份实习职位了。他熟练地介绍这家研究机构,我们这个部门,我和他这个团队从事的语言项目,以及实习生要做的事。胡安捏着伊恩递给他的纸巾,频频点头。“你有什么问题吗?”伊恩问。

“没有问题,你说得很清楚。”胡安的表情骤然放松,好像在为这个让他无所适从的面试即将结束而高兴,浑然没有察觉自己再次犯下面试大忌。

“你有什么要问胡安的吗?”伊恩转向我,似乎也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No.”我说。

胡安离开后,伊恩问我,你给几分。我说,“太书呆子,来之前完全没去查一下我们做什么,你解释之后他一个问题都提不出来,最多两分。”我们之前说好,满分五分,两人都给三分以上才算过。

“这些我都同意。”伊恩的语气里是迟疑,“但我喜欢这个孩子,我想帮他。”我没有说话。你永远没办法跟喜好讲道理。“先见完其他人再说吧。”伊恩说。

三周后,全部面试结束。让我松一口气的是,我和伊恩共同给出三分以上的,刚好有四人。通知学生之前,我把完整名单发给伊恩,做最后一次确认。伊恩的回信里,年底要去法国游学的玛利亚名字后面的yes变成了no,胡安名字后面的no变成了yes。“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我就知道。翻完白眼,骂完脏话,我把四封录取信寄了出去。

2

“Juan, did you mean ‘heart attack’?”

我让实习生一人挑一种疾病为主题,创作一篇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话。胡安给我的邮件里说,他要写”heat attack”。但是没有这种东西,只有”heat stroke”(中暑),或者”heart attack”(心脏病发作)。才两行正文的邮件里就有错别字。

“Yes, a said heart attack.”胡安回邮件。

“Did you mean ‘I’ said’?”我按捺住三昧真火。

“Yes.”

“Juan, please make sure to check your spelling before sending a message.”

3

我们团队的培训班招生结束,负责行政的主管跟我一起清点完收到的学费后,让我把钱带去二十条街外的总部存了。“你叫上一个同事,实习生也可以。”她解释说,这条规定是防止途中发生意外,钱丢了,一个人说不清楚。

从我们办公室去上东区的总部,要走八分钟,坐两站地铁,再走八分钟。同事都忙得不可开交。四个实习生里,凯莉生病告假,安吉儿英语不好,米高话多而且没有重点。我决定叫上胡安。

我们一起走向电梯。我深吸一口气,开启了谈话模式。

“胡安,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我从小就想当医生,我喜欢跟人接触。然后我妈妈去年过世,脑癌,给我很大冲击。当时她在秘鲁,我在纽约。要是今后能当医生救人,我心里会好受些。”胡安平静地说。我喉头一涩。都还没走到电梯门。我觉得没妈是世界上最惨的事。

“那你爸当时在她身边吗?”

“我爸在我三岁的时候就过世了。”胡安显然无数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以至于抽离得就好像在讲别人家农场上今年棉花的收成一样。

“你现在一个人在纽约吗?”我问。

“我还有个哥哥住在皇后区。”

“那他很照顾你了?”

“也说不上,他比我大很多。我出生的时候他就三十多岁了。”

我飞快地做了一下算术。

胡安看出我的心思,“我妈在46岁的时候生下我。”

“那简直是奇迹啊!”

“在我们那里不算罕见,”胡安说,“女孩子从13、4岁就开始生,一直到生不出来为止。我们村里的人都是天主教徒,觉得有很多小孩是神的祝福。”

“生那么多小孩怎么养得过来呢?”

“就是啊。”胡安一摊手。

“那你……”我想胡安大概也二十岁了,“也有小孩了吗?”

胡安大笑,“我连女朋友都没有。”

然后我又记起了他GPA 4.0的事实。

我和胡安沿着莱克星顿大道往北走。时值中午,路上有许多穿着笔挺衬衫的人在快餐店外排队。一队警车呼啸而过,往联合国的方向开去。胡安对这一切没有表现出任何注意。他打开了话匣子,告诉我他小时候在利马乡下的生活,还有他的四个姐姐和七个哥哥。

到了地铁站,胡安要去窗口买车票。我挥一挥地铁卡说,我来吧。“你们员工会报销吗?”胡安问。“不报销,但不要紧。”

在地铁上,胡安问我有没有兄弟姐妹。我给他解释了一胎政策。

胡安表示难以置信,“那你真是幸运!”

“完全没感觉到,我的同龄人都是独生子女。”

从第68街站出来,我们往约克大道的总部走去。胡安给我讲起他的高中生物老师,“他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什么都告诉他,包括当年我怎么偷渡来美国——”

“你是偷渡来的?”我很惊讶。

“对。”

“怎么偷渡?”

“就买了假证件,坐飞机过来的。”

“那你一路上很紧张吧?”

“一点都不紧张,很兴奋,我觉得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胡安的眼里放着光,“我们村里的人都觉得读书没用。大人都说,只有懒人,不想工作的人,才会去学校。”

“那你是怎么搞的?”

“就是啊,”胡安笑说,“我也不知道。”

胡安的语调依然柔软,绵长而黏着,我有时候要刻意凑得近些,才能从身边的嘈杂中分辨出他的声音。我们在总部存了钱,掉头往回走。

“对了!我去年跑了马拉松。”胡安说。

几天前我在小组会上提到,我的目标是明年跑一场马拉松。当时我就看到下面的胡安比我还兴奋。

“是吗,你跑了纽约的?”我问。

“对,那天刚好路过,看到别人在跑,我就跟着跑了四个小时,已经到中央公园了,工作人员发现我没号,不让我跑了。”

“怎么不提前报名拿个号呢?还能领一块完赛奖牌呢。”

“那要交两百多块钱呢。”胡安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刚发明了“何不食肉糜”的马拉松版。

“还是很了不起了,”我努力想说点什么,“你应该觉得骄傲。”

剩下的路程,我们没有说什么话。我想了一下我二十岁的时候,在温哥华郊区一所私立大学读书,饭有房东煮,钱有妈寄,我觉得没有人能理解我存在主义的忧伤。我写信给妈说,书读着没劲,我想休学一年去西藏旅行,回来写一本巨著。妈回邮件说,“要得个屁,我现在没空跟你说,我要去给狗洗澡了。”

回到中城办公室楼下,我对胡安说,我先去吃点东西再上楼。胡安推开玻璃门前转头对我微笑说,nice to talk to you. 我犹豫了一下,跟他说了一会儿见,转身走了。

胡安,是nice talking to you.

4

“你知道吗?”我对伊恩说,“胡安的母亲去年过世,脑癌。这孩子挺不容易。”

伊恩说,“他三岁的时候父亲过世。”

“你们也聊过?”我很惊讶。

“面试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伊恩笑,“你当时有在听吗?”

我愕然。

胡安来面试的时候,我只听到他说没用过excel,没google过我们,很少上网,他紧张得汗如雨下,又提不出一个问题,我想他对我的工作一点帮助都没有,然后我就什么都没听到了。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伊恩这个人如此感情用事,宇宙却让他做了我的上司,这样我们的二人组合里,除了有理性,就还有了点人性。一想到这个,我就忍不住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些信心。